着眼于"大"的美学——简评张涵的《新人间美学》

《新人间美学》强调的不是个人,而是人间;不是情感,而是新人类与大人格;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小艺术,而是与大生命互补互动的大艺术。这种大艺术的无限时空和无限对象,就是由天、地、人建构的大生命或曰大生命网本身。     

从社会心理学的度解读集群规模的形成与发展

集群行为与冲突密不可分,它既是群际冲突的表现形式之一,同时也是引发进一步冲突的前提和基础。近年来,规模不等的示威维权行动严重威胁到我国社会治安管理工作的开展。我国学者已经对西方现有的研究成果进行了全面的梳理,然而对集群过程本身,如集群规模的形成等问题等少有探讨。本文试图结合集群参与者的个人特征(自我调节定向)、环境线索(阀限效应、调节定向匹配)对集群规模的形成与扩大予以分析。     

激活右腹外侧前额叶提高抑郁症患者对社会疼痛的情绪调节能力：一项TMS研究

负性人际交往经历和负性社会事件是抑郁症的重要诱导因素, 而社会功能受损是抑郁症患者的重要特征之一, 患者通常表现出对社会疼痛的情绪失调。为了提高抑郁症患者在负性社交情境中或面对负性社会事件时的情绪调节能力, 本研究采用经颅磁刺激技术(transcranial magnetic stimulation, TMS), 考察抑郁症患者在腹外侧前额叶(the ventrolateral prefrontal cortex, VLPFC)被激活后其情绪调节能力的改变。结果表明, 当右侧VLPFC被TMS激活且患者采用认知重评策略调节情绪时, 实验组患者(n = 64)比对照组患者(n = 63)在社会排斥情境下报告了更弱的负性情绪体验, 这说明激活右侧VLPFC可以有效提高患者对社会疼痛的外显性情绪调节能力。本研究是采用TMS提高抑郁症患者情绪调节能力的首次尝试, 实验发现不但支持了VLPFC与认知重评策略的因果关系, 还为临床改善抑郁症等社会功能障碍患者的情绪调节能力提供了明确的神经治疗靶点。后续研究还需探讨多疗程TMS刺激方案、改变社会疼痛的诱发方式、对比左右侧VLPFC的治疗效果、尝试使用其他的情绪调节策略, 进一步验证本研究的结论, 优化TMS治疗方案。     

2~3岁幼儿执行功能与母子互动的关系:幼儿气质的调节作用

研究考察幼儿气质与母子互动质量对执行功能的作用。160名2~3岁幼儿及其母亲（主要抚养者）完成了亲子互动任务,然后幼儿完成工作记忆、认知灵活性与抑制控制的测查任务。结果发现母子互动质量对幼儿认知灵活性有显著预测作用,幼儿努力控制负向调节母子互动与认知灵活性的关系,即幼儿努力控制维度得分越高,母子互动对幼儿认知灵活性的作用越小。研究表明幼儿气质与亲子互动质量的交互作用解释幼儿执行功能的发展水平。     

高自尊易宽恕?基于中国青少年样本的研究

目的:以中国青少年为被试样本,整合已有自尊与宽恕关系的研究,运用元分析技术,明晰二者之间的整体关系,分析以往研究结论产生分歧的原因。方法:采用中国知网、万方数据库、Web of Science等检索系统搜索自尊与宽恕的相关文献,遴选出符合元分析研究标准的有效文献31项,70个独立样本,共计被试31516名。结果:(1)自尊与宽恕间存在中度相关,自尊可正向预测宽恕,验证了高自尊者易宽恕。(2)自我宽恕比人际宽恕与自尊的关系更为密切。(3)宽恕测量工具、被试类别、宽恕结构对自尊与宽恕的关系调节作用明显,性别无显著调节效应。     

基督宗教中国化的历史、文化与现实逻辑

习近平总书记一再强调,坚持我国宗教中国化方向,是中国宗教工作在新时代的新内容、新命题。宗教中国化既是历史文化传统与现实需要之间长期互动的一个过程,包括各大宗教历史上与中国社会彼此适应、与中华文化相互汇通以及与本土政治多方磨合等;也是在全球化背景下,中国与世界不同宗教全方位"重新相遇"以来出现的现实问题。毋庸讳言,当今各宗教所面临的与中国文化、中国社会之间的张力并未消失,加之国际上各宗教组织与政治势力仍抱着对中国宗教施加影响的图谋,就使得宗教中国化的实践更具复杂性和曲折性。     

亲子间科技干扰与青少年网络人际关系成瘾：有调节的中介模型

对1353名高中生进行问卷调查,探究亲子间科技干扰与青少年网络人际关系成瘾之间的关系,相对剥夺感的中介作用及内在觉知的调节作用,结果表明：（1）亲子间科技干扰正向预测青少年网络人际关系成瘾;（2）相对剥夺感是亲子间科技干扰与网络人际关系成瘾之间的中介变量;（3）亲子间科技干扰与网络人际关系成瘾的间接效应前半段受到内在觉知的调节。因此,亲子间科技干扰和网络人际关系成瘾之间存在有调节的中介效应。     

社交焦虑大学生情绪调节灵活性：情绪内容对策略选择和使用的影响

尽管社交焦虑个体被认为存在情绪调节灵活性的不足,但至今尚不清楚这种不足究竟在于难以灵活选择策略,还是难以灵活使用策略,抑或二者兼有？对此,本研究采用情绪调节策略选择任务考察了37名高社交焦虑大学生和29名低社交焦虑大学生在面对社交-非社交情绪图片时对认知重评-回避策略的选择模式和使用效果。结果发现：在面对社交情绪图片时,高社交焦虑被试比低社交焦虑被试更少选择认知重评,而更多选择回避;在面对非社交情绪图片时,两组被试对两种策略的选择模式无显著差异。同时,无论面对社交还是非社交情绪图片,两组被试对两种策略的使用效果也无显著差异。以上结果表明,相比低社交焦虑个体,高社交焦虑个体只有在面对社交情绪刺激时才存在情绪调节灵活性的不足,且这种不足主要在于难以灵活选择策略,而非难以灵活使用策略。     

眼跳的双相调节理论的行为证据

为了研究眼跳的双相调节理论是否适用于人类的视觉系统,本研究测量了人类被试对分别呈现在三种眼跳时间段（基线、眼跳抑制和眼跳增强）内的光栅的朝向辨别准确率。研究发现：相对于光栅呈现在基线时间段内,被试对呈现在抑制（或增强）时间段内的光栅的朝向辨别准确率显著地更低（或更高）（实验1）;另外,只有使用低或中等空间频率光栅作为测试刺激时,才有这种双相调节作用（实验2）。这些结果表明：人类的视觉系统在眼跳过程中存在双相调节机制,并且这种双相调节机制具有刺激选择性。     

辩证行为疗法：理论背景、治疗效果及作用机制

辨证行为疗法（Dialectical Behavior Therapy, DBT）于20世纪90年代初由美国治疗师Linehan创立。作为第三代行为治疗之一,该疗法以行为主义理论、辩证哲学、生物社会理论及禅宗为哲学基础,通过增加患者的技能使用,提高其情绪调节能力,以达到治疗目的。临床研究已证明其在边缘人格障碍,自杀及自伤行为中具有良好的治疗效果,除此之外也广泛适用于其他心理障碍及群体。DBT的临床效果、改变机制及拓展应用都需进一步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