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隐逸”与权力语境下的姚兴劝道恒、道标罢道事件

姚兴劝道恒、道标罢道一事表明,当僧团、僧人成为政治的吸纳对象时,传统仕隐观念以及在这一观念影响下形成的隐士与权力的互动方式,深刻影响了权力对沙门在王道政治中之定位、沙门参与政治之态度、吸纳沙门参与政治之途径的理解.对于权力类比中国政治文化传统得出的判断,沙门的回应并非简单的“不仕”,而是从经教出发,阐发了沙门理解中的“...     

论道安对僧团管理的建设

释道安,东晋人,生于永嘉六年(312),卒于太元十年(385)。俗姓卫,常山扶柳人,家世奉儒,幼年丧亲,为外兄孔氏所养,自小聪慧过人,年12出家。因形貌甚丑,不被师所重,苦役数年后方乃向师求道。后受具并游学邺城,入佛图澄门下。后游     

近三十年来法显研究简述

<正>法显是中国东晋时期的高僧,他历经万险,西行到达印度,取经译经,又据自己亲身经历写有《法显传》(又名《佛国记》)。由于王邦维《法显与法显传:研究史的考察》[1]已经对20世纪80年代以前的国内外法显及《法显传》研究进行了系统地回顾和展望,为避免重复,本文     

《魏晋南北朝“论语学”研究》

<正>本书为2005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的研究成果,分上下两篇。上篇论及两汉"论语学"概要,包括两汉"论语学"的三种类型、两汉《论语》注的诠释种类、汉代经学《论语》注特色总括、汉魏之际儒家《论语》思想的演变、魏晋之际玄学《论语》的兴起、两晋之际玄学《论语》新意等。下篇论及东晋《论语》注综述,包括东晋《论语》注考释、东晋《论语》注的多元化特色;东晋玄、儒《论语》注研究、南朝     

韩康伯易学对"象数"的融通及其意义

韩康伯提出了独特的"大虚"理论与"机理"学说,以玄学的本体论哲学成功解释了《易传》所涉及的象数问题,消除了义理易学与数术占卜之间的理论矛盾,将神异现象纳入玄学的"自然"哲学体系内予以理性融通.这一变化不仅适合了东晋时期思想文化环境的变化,而且弥补了王弼易学的局限,扩大了义理易学的解释空间,奠定了尔后王、韩易注在中国易学中的主流地位.     

法显西行起始及归国时间考--兼论“南国律学道士”

佛教东传后,我国西行求法的高僧代不乏人,其中东晋时期的法显法师“创辟荒途”[1],乃是我国历史上第一批到达印度的僧人,而且是第一位从陆路去、海路回的僧人。本文就法显西行求法的起始时间、归国时间及与之相关的“南国律学道士”等问题作一考察。     

道安:在理论和僧团组织管理上推进佛教中国化北大核心

在佛教中国化的过程中,我们不能忽略的一位历史人物便是道安。道安(312-385)是东晋时期一位著名高僧,其一生致力于“佛教中国化”的事业,主要有两大贡献:其一,推动佛教理论上的中国化。道安本着兼容并蓄的文化精神组织整理大批佛教文献,推动了中国翻译学、目录学的发展,并于此基础上将我国本土的儒道二家学说与佛教思想相结合,推动了般若学的兴起;其二,推动佛教僧团组织管理上的中国化。     

东晋净土及观音信仰的地域流布

东晋出现了四大佛教中心:襄阳、庐山、建康、会稽。它们以佛理探讨为主,但民俗信仰也在教理佛教氛围中培植。道安在襄阳僧团内倡导了弥勒信仰;慧远在庐山教团中进行着阿弥陀佛的集体崇拜实践;建康皇室佛教充斥着低级淫祀;而会稽地区,却酝酿并盛行开了观世音信仰。这些民俗信仰既具有一定的地域性,又具有相当的流动性。佛教的民俗信仰中有一个趋势:弥勒作为佛的身份和上生净土、释疑解难的一面被阿弥陀佛信仰取代;弥勒作为菩萨的身份及未来佛下生人间的一面渐被观音菩萨现世救济取代。     

东晋出家士族考

本文提出划分士庶的五条标准,从活跃在东晋时期的高僧中分辨出15名僧人具有士族身份。考证的结论是:两晋时代士族出家的现象绝大多数发生在北方士族群体之中;士族出家是在八王之乱(290)之后,两晋之交以及东晋时期在中国首次出现了士族出家的小高潮,绝大多数士族出家都是出于个人的人生信仰,属于认识问题;就北方出家士族南迁的时间来看,主要分二个阶段:一是永嘉至成帝咸康年间(307-342),二是晋哀帝兴宁年(363)以后。前者迁入地集中在建康和会稽,后者迁入地集中在襄阳和庐山。关于师门问题,东晋时代,佛学研究和僧团生活十分自由,师门并没有在佛教中起作用,距宗派性的产生还差得很远。也就是说,佛教戒律及其约束精神也由此规范着中国人的行为与观念。     

《周易》在东晋的传播及其对文学艺术的影响

东晋时期,学校讲授、私人传授和清谈是《周易》直接传播的主要方式。《周易》卜筮也对《周易》的传播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周易》对文学艺术的影响主要表现在语词、意象、形式、观念、文论和小说等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