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回族学者王岱舆的伊斯兰道德修养观

王岱舆是明末清初著名回族伊斯兰学者。他从伊斯兰教的根本信仰出发,同时结合苏非神秘主义的修道方式,在自己的汉文译著中提出了一系列道德修养方法。本文着重从“习学”、“三品十条”和“正心”等方面,讨论了王岱舆的伊斯兰道德修养观及其修养方法。     

佛言祖语

一切禅定摄心,皆名为三摩提,秦言正心行处。是心从无始世界来常曲不端,得是正心行处心则端直;譬如蛇行常曲,入竹筒中则直。是三昧三种：欲界、未到地、初禅，与觉观相应故，名有觉有观；二禅中间，但观相应故，名无觉有观；从第二禅乃至有顶地，非觉观相应故，名无觉无观。     

异维A酸组和维胺酯组治疗痤疮的比较

为了比较分析异维A酸组和维胺酯组治疗痘疮的临床疗效、费用和不良反应,于服药前后观察疗效、不良反应和相关费用.结果显示,异维A酸组治疗痤疮起效快.在治疗中度痤疮,两组总体疗效、医疗费用相当,但雏胺酯组不良反应较轻.而在治疗重度痤疮方面,异维A酸组临床疗效较维胺酯组高,且医疗成本较低.     

《大学》本义试探

《大学》本为《礼记》中的一篇;当时被编入《礼记》之中,与其他各篇相比,并无特别之处,以致湮没了数百年而未能引起注意。自唐代韩愈表彰以来,《大学》才逐渐受到重视。尤其经过程朱的推崇,其渐渐由《礼记》中的一篇而与《论语》、《孟子》、《中庸》合为四书,成为与五     

三、戴维森、布兰顿与中国哲学

最好的比较哲学不仅是(狭义上的或描述性含义上的)比较.根据近来在《两条通往智慧之路?--论中国哲学和分析哲学传统》这一文集中提出的三种看法,它(即创造性的比较哲学)应当致力于"整合"、"挑战"或"探求真理".     

俄罗斯60年代人哲学的人道主义背景

20世纪50年代中期,一批年轻的苏联哲学家热衷于逻辑认识论、科学方法论等方面的研究,形成唯科学主义倾向。弘扬理性是欧洲各国走向现代化的共同道路,但在苏联,唯科学主义倾向的出现有独特原因。19世纪末20世纪初俄罗斯形成宗教哲学、宇宙主义、马克思主义三个哲学派别,共同之处是重视集体轻视个人。以此为基础在30年代形成苏联哲学。不能简单否定苏联哲学。苏联哲学有三个阶段:一、20年代,这时哲学尚有独立研究的部分可能;二、30、40年代,哲学彻底意识形态化,扼杀一切创造性;三、50—80年代,出现60年代人~①哲学家,他们彻底抛弃30、40年代的苏联哲学。50—80年代苏联哲学具有启蒙性质,座右铭是"人可以也应该靠自己的头脑生活"。其背景是苏联社会正努力从对斯大林的个人迷信中解放出来,肯定个人的价值,具有人道主义性质。带有人的面孔的社会主义是60年代人哲学家的理想,而且对他们来说,人的面孔比社会主义更重要。     

印顺法师的大学纲目论

印顺法师的《修身之道》形成了对三纲领和八条目的系统看法。与传统儒家将三纲领视为由内向外的推展不同,印顺法师将三纲领视为由外而内的落实,与大乘"三心"相近;致知就是止于至善,如同佛教的"续善根"一样,其意义与佛教的正见相似,但远不如佛教的正见更为究竟、彻底和殊胜;格物是儒家致知的手段,不如佛教修得正见的方式来得真实;他对大学的诚意慎独非常欣赏,比之于佛法的戒学修行,但认为佛法的理论和方法也更有效率;正心就是定,孟子的"养气"就是定的一种境界;儒佛二家都以修身为本,儒家的修身,等于佛法的修慧,只有大乘佛法,才开显了究竟的修身之道;在印顺法师看来,儒佛二家都以利他作为出发点,但利他的方式则有区别。印顺法师的大学纲目是从佛教立场理解和审视儒家经典的范例。     

修身与修心

<正>一、心外求法迷失生命价值修治身心成就智慧人生《诸法集要经》云:"一切有为相,皆归生住灭。"一部车、一台电脑,乃至我们的房子,用久了就会坏,就需要修理。也就是说,世界上任何一种存在形式,都有生、住、灭无常变化的特点。人是由身心两部分组成的,从少年到青年,从壮年到老年,人的色身在不断变化,内心也在不断变化。人都有痛苦和快乐的感受,所有人都希望得到快乐,祛除痛苦。那么,怎样让我们在变化的过程中越来     

苛求远离完美

《茶之书》中,有一则有趣的故事。茶师千利休,看着儿子少庵打扫庭院。当儿子完成工作时,茶师却要求他重做一次。于是,少庵又花了一个小时扫院。然后,他说:"父亲,已经没事可做了。石阶洗了三次,石灯笼也擦拭多遍。树木洒过了水,苔藓上也闪耀着翠绿,没有一枝一叶留在地上。"     

从中西政教形态之异同看我国的政教关系（二）——兼论教育与宗教相分离

教育与宗教相分离是政教关系中的重要内容,因教会介入公共教育而带来的争议贯穿现当代政教关系史。中西方因历史文化和宗教传统不同,政教关系大不同。历史上的中国,＂亚细亚生产模式＂培育出＂大一统＂中央集权型体制,形塑为国人＂修、齐、治、平＂的家国情怀;＂敬天法祖＂的＂家天下＂宗法制度和政治伦理格局,配以＂敬鬼神而远之＂、＂重今生轻来世＂的现实功用型人本主义理念,使得儒释道信仰成为维护皇权的教化手段;虽有多神崇拜和泛神化信仰形态的长期浸润,但屡遭＂毁佛灭道＂、＂灭洋＂、＂非基＂和＂破除迷信＂运动的冲击,从根本上堵塞了宗教发展为中华文化主体的历史路径。这既使泱泱中华难以熔铸出＂一教独大＂的宗教情怀,也使中国免于陷入西方式的宗教狂热。中国秉承史上＂政主教从＂、＂教用于政＂的政府管控宗教模式,日趋多元的文化生态及政教关系诸问题正冲击国人的理念,考验执政者的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