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的“一贯之道”与心身秩序建构

本文论述孔子的"一贯之道",具体展开了二重维度:一是孔子对尧舜三代以来历史文明核心价值理念之传承的一贯性,二是孔子在其思想的完整结构之中对这一价值理念之贯彻的一贯性。此二重维度上的"一贯之道",作者认为实即是《论语》的"允执其中"。"中"即"皇极",即天道,即性,即"仁",是为"中体"。"忠"以"正心"为义,"恕"以"如心"为义。"忠"借内省过程使本在之"中体"得以自觉建立,是为内在精神活动意义上的"允执其中";"恕"借经验活动使"中体"得以展布流行,是为外向行为实践意义上的"允执其中"。以"仁"为中体,以"忠"、"恕"为中体得以内在建立与实践展开的二重维度,孔子不仅继承了三代以来的"一贯之道",而且切实地重建了个体的心身秩序。"仁"的哲学,即是"中"的哲学。     

与复活的主相遇

正经文:约20:1-1 8,21:1-14;路24:1 3-35"你往我弟兄那里去,告诉他们说:我要升上去见我的父,也是你们的父;见我的神,也是你们的神。"耶稣复活,是上帝在整本圣经中前后一贯的启示。基督的受死、复活,是上帝在创世以前就定好的旨意,是圣经关于救恩的完整启示,所以,耶稣复活是基督徒信仰核心中的核心。耶稣复活之后在地上有四十天之久,他多次向门徒显现。     

试述印光法师的家庭教育思想

本文以剧烈动荡的近代中国社会为背景 ,以印光法师禀儒释心法而救世的悲怀为基点 ,力图揭示其家庭教育思想的理论依据、主要内容及与之相关的宗教追求 ,并略述其影响和意义。     

中国"大一统"的"三时一贯"论

中国"大一统"的观念并不仅仅是自秦至清的帝国时代所特有的意识形态,而是中国政治文明中的一源远流长的根本传统,它"一以贯之"地存在、而又显现为"三时"即三个不同时代的历史形态--王权时代的大一统、皇权时代的大一统和民权时代的大一统.     

契嵩禅师的佛学思想与著述

契嵩禅师是北宋著名禅宗高僧,受到朝野人士的尊敬与爱戴。他一生对禅宗具有高深的造诣,形成了其独特的“禅净合一”、“儒佛一贯”、“禅门定祖”等佛学思想体系。契嵩禅师还是一位著述等身的学问僧,他一生创作了大量反映佛教思想和护持佛教的著作,在中国佛教史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契嵩禅师还与当时许多文人士大夫都有往来,为佛教在士大夫阶层的传播做出了重要贡献。     

李侗对朱熹四书学的影响

李侗继承了杨时、罗从彦一系的理学,对朱熹的四书学和理学的形成都发挥了指导和启发的作用。本文分别从《论语》、《孟子》、《大学》、《中庸》的角度来论述李侗对朱熹的影响,展现了李侗在洛学发展为闽学过程中居于承前启后的地位。     

朱子设教思想在士庶中的一贯性——以义利之辨为角度

朱子认为利有好坏，但都要严辨义利。对不好的利当然要与义严格分别，极端即为舍生取义，这对士庶来说皆然，因为这关系到人禽之辨，有民之秉彝好德为基础。而考虑到位分、责任不同，对士庶的要求则有轻重、缓急之异，理学家并非苛刻无情者；对好的利仍要严义利之辨，是避免人为利而行义以至于终不免为利而行不义，朱子因此极推重董子“正谊明道”及张南轩“无所为而为”之说。但此时严辨义利并不意味着讳言利，“利者，义之和”既为自然之理，朱子对此平正说之，以礼乐政刑之惩恶扬善与以鬼神之福善祸淫来施教、劝谕皆正大光明，而并非就是以利害动人；朱子认为根本的是先要明理，义理明则利害自明。否则用心专主于功效利害上，设教即成设伪教，劝善即不免为劝恶，而士庶并受其诬。只有在上者既明义利之辨而为之倡率，其作为为政主体的地位才能凸显，政治才成就为德化政治而免于功利主义。且安顿好鬼神之福善祸淫对时政的辅助地位，神道设教的正大、充分含义亦得以彰明。     

论契嵩的儒释一贯思想

针对朝野上下日益高涨的排佛、反佛浪潮，契嵩作《辅教篇》，阐明儒释一贯的主张，捍卫佛教。在《辅教篇》一书中，契嵩分别从社会功能的一致性、本体统一性、伦理规范的相互贯通性等三方面阐述、论证了儒释一贯思想。契嵩的儒释一贯思想，无论理论的深度还是广度，都超越了前人，代表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