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太平经》中的"治国"思想

本文先引述了<太平经>的版本问题,进而简要分析了其成书时期、著者、思想来源以及其主要内容.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太平经>中的"治国"所运用的"三"和"承负"两种思想,最后将其"治国"思想归结到君、臣、民"三合相通","立致太平"上.     

今、帛、竹书《周易》与今、古文问题

帛书及楚竹书、阜阳汉简<周易>的面世,极大地拓展了我们对<周易>经文的研究视野.东汉熹平间,灵帝诏诸儒正定五经,以熹平石经作为今文标准本,熹平石经遂成为后人研究、界定汉代经今、古文的重要依据.然今以帛<易>考之,汉初人们以隶字抄书,并无严格的今、古文区分,故熹平石经作为分辨汉人今、古文的权威,只是为平息当时的今、古文之争.汉唐人以自己所见之有限的古文本而定其"古文某作×",今以竹书校之,方知其所见之古文本及其古文字,与战国竹书古文本多有不同.而由今本与竹书本多有相同相通者考之,知今本确为古文本无疑.随着帛<易>的出土,有本师传授的今文<易>在亡佚千余年后又重现于世,对弄清<周易>六十四卦中的一些疑难卦爻辞原旨,厘清汉人今、古文经学的发展与演变,无疑有重大的借鉴与帮助.     

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周易》研究综述

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周易>具有多重文化学术意义.它的发表,立刻掀起了一股研究热潮.一年来,对它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文字考释、文本解读、楚竹书<周易>特殊符号以及卦序问题上.其中又以文字考释和特殊符号问题的讨论最多.     

以《易》明"道"的易学史观--郭雍易学史观研究

郭雍是兼山学派的代表人物,学术思想属于程门支流.郭雍秉承义理解易之风,推崇二程、张载而又自成一家.郭雍反对象数派的<河图><洛书>衍生大易的观点.他认为<易>为圣人明道之书.到了春秋时期,大道不行,卜筮成为主流.<易>为包羲、文王、周公、孔子四圣人所作.对"道、象、数"的关系,郭雍提出了自己的看法.郭雍还认为汉代以来,象数之学附会于<易>,圣人之道熄灭无传.直到程颢、程颐、张载三先生发挥易理精奥,圣人之道才得以重现.郭雍的父亲郭忠孝是程颐的学生,郭雍作<郭氏传家易说>的目的就是继承程颐和其父的解<易>传统,阐明圣人之道也.     

《白虎通义》与易学

光武中兴后,在易学领域,古文费氏易学渐兴,但属于今文的象数易学特别是<易纬>的象数易学仍然占据主导地位,且广泛、深刻地影响着当时的社会政治和思想文化的发展.<白虎通义>吸收、借鉴<易纬>之说,构筑了一个以太初、太始、太素、三光、五行为次序的宇宙生成模式.它曾称述<易传>"汤武革命"之说,强调改朝换代的必然性和合理性,同时倾心于<易传>的天尊地卑、乾坤定位之说和董仲舒的三纲五常思想,系统阐述了三纲六纪理论,目的在于营造一个上下各安其位的和谐的社会氛围,实现天人整体和谐的文化价值理想.     

宋代君臣讲《易》考

宋代君臣讲<易>、臣民进呈<易>之风盛行,持续时间很长,因此得到封赏的人比比皆是.宋代君臣注重<易>理,并借此评论、讽谏时政,具有学以致用的意义.这种情况对宋代易学的繁荣与提高起到了很大的促进作用.     

哲学·礼学·诗学--谈《性情论》与《孔子诗论》的学术联系

上博简<孔子诗论>是一部具有丰富哲学和礼学内容的<诗>学著作,作者一方面以子思学派的性情学说论<诗>,大力张扬诗歌的性情,继承并发展了<尚书·尧典>的"诗言志"思想,以性情作为诗歌"言志"的内涵,使儒家诗歌理论建立在心性哲学基础之上;另一方面又主张用礼义学说对诗歌情感进行约束和规范,表明了儒家对待情感问题的原则立场,初步呈现出"发乎情,止乎礼义"的理论倾向.中国儒家关于诗歌抒情的理论框架在此已经隐然成型.     

赵汸的《春秋》学

赵汸的<春秋>学以承继孟子自许,以综合<春秋三传>为特点.认为属辞比事为治<春秋>的法门,并据以归纳<春秋>笔削之义为八.<春秋>虽为孔子所作,但本鲁史而成,辞从主人,存策书之大体,其文则史,其事则齐桓晋文;<春秋>虽本鲁史,但又有孔子书与不书、变文、特笔等笔法,以阐圣人之义,其义丘窃取之.     

智顗《觉意三昧》对慧思《随自意三昧》的继承发展

本文探讨天台智顗的早期作品<觉意三昧>对其师南岳慧思的相应作品<随自意三昧>的继承与发展.     

《周易》阴阳论的层级结构性质

传统中国哲学中的阴阳论一直是学界所关注的一个焦点,但对于该体系所具备确切内涵的各方面、以及由其所结成的整个架构的整体理论性质,却很少有人能深入体察。本文通过对《周易》阴阳论的细致分析,提出该理论作为一种形而上学宇宙论,实则是一个内在含括生命论、差异论与秩序论等三个主要方面,并以其中生命论为根基也是最终目的的层级结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