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别解

《论语》"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一语,历来有两种解法:一种以"德"分君子、小人,宋儒多如此解;另一种以"位"分君子、小人,秦汉儒者多如此解。以"德"分君子、小人,则"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一语宣说的是一条道德原则;以"位"分,则可视为一条政治原则。作为道德原则来讲,以义利之辨分君子、小人,可视为一种修己之学,然修己本身不足以平天下。作为政治原则来讲,"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一语有两层内涵:一是有"位"之"君子"不当与民争利;二是有"位"之"君子"当以"义"化民,此不仅合孔孟先富后教之义,且孔子"为政以德"的思想亦得以充分体现。就此而言,以"位"分君子、小人,似更合乎"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一语的本旨。     

传统·秩序·自由——柏克政治保守主义思想评析

埃德蒙·柏克的政治保守主义思想以大卫·休谟的怀疑论为哲学基础。他批判了启蒙思想家对法国大革命“理性的误用” ,认为抽象思辨应远离政治实践。柏克是保守主义者 ,因为他尊崇传统、倚重秩序以审慎的态度对待理性、传统与自由 ,柏克又是自由主义者 ,因为他用毕生的精力热情捍卫高贵的自由     

论董仲舒的“张三世”学说——以何休为参照系

“张三世”学说是两汉《公羊》学最为核心的义旨之一。两汉《公羊》师说大多失传,董仲舒之说相对零散,唯有何休留下系统性的《公羊》“张三世”说,但何休《公羊解诂》从未提及董仲舒,使得何休的“张三世”是否可以溯源到董仲舒那里遂成为一个问题,学者对此众说纷纭,莫衷一是。通过以何休之说为参照系来考察董仲舒的论说,可以发现何休关于“张三世”说的两层内涵在董仲舒那里都可窥见一斑,由此足见董、何之论《春秋》“三世”并无实质性的不同。不过,董仲舒的“三世”思想虽然不殊于何休,却没有何休那么成体系性的论述,其理论形态相对而言也没那么成熟。     

在史学与经学之间——朱子《春秋》观的再检讨

朱子在不同的场合,对《春秋》的说法颇有出入。其或视《春秋》为史学,亦否认《春秋》有义理、书法、条例。但朱子同时又无法否认孔子作《春秋》是“致治之法垂于万世”,在这一经学的意义上,朱子又不得不承认《春秋》有义理、书法与条例。在经学维度上看《春秋》,朱子对后儒之解经颇存怀疑。这种疑虑使得朱子对《春秋》的态度不自觉地由经学转向史学。但如果纯然视《春秋》为史学,这样不仅取消了孔子作《春秋》的意义,而且使得儒家五经之一的《春秋》学成为专计较利害的功利之学,这又是朱子所极力拒斥的。这或许就是朱子的两难之处,从而使得朱子对于《春秋》就不可避免地在经学与史学之间游移。     

致良知与随处体认天理──王阳明与湛若水哲学之比较

明代的心学运动,有以王阳明为首的姚江学派与湛若水（字元明,号甘泉）领导的江门学派并行放世。王阳明与湛若水学问之旨趣大体相同,都标榜一种自得自成之学,认为心即是理,涵养体认的工夫唯在心上做,从而都把自己的学问称之为“心学”。但是,这只是基本立场的一致,在这些具体的问题上,二者仍存在许多不容不辨的区别。黄宗益《明儒学案》之《湛若水传》中,简略而又精要地指出了二者之间的不同：“阳明宗旨致良知,先生宗旨随处体认天理”。对“天理”与“良知’文理解自题,可以说是湛、王论学的根本问题之一,两人学说的其他方面之…     

二十世纪下半叶港台学者儒教研究概况

儒教之名自古有之,但将儒教纳入现代宗教学研究的视域,则是二十世纪的事情.然而,儒教是否称得上是一宗教,自二十世纪初以来一直到跨入二十一世纪的今天,学术界仍然聚讼不已,难有定论.可以认为,对儒教定位之争论,基本上构成了二十世纪儒教研究中的主要课题之一①,并在二十世纪末达到了高潮.     

佛教传入早期的儒佛之争与慧远对儒佛关系的调和

本文论述了佛教传入中国早期的儒佛之争与慧远对此争论的调和，认为慧远的努力促进了佛教在中国的进一步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