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效果论及其不足——关于道德判断根据的考察之二

效果论将行为效果视作道德判断的最终根据,其预设是行为效果具有公共性,可以成为公共对象。效果论的初始概念是利益,利益对于不同行为者具有差异性,它可以分为一阶利益和二阶利益。效果论比动机论更具有操作性,也更有利于增进福祉,但其不足之处是道德判断的对象不明确,且偏执于最大幸福。对效果论的修正方案是:凡是增加应事者利益且不损害第三者利益的施事行为,都是道德的。     

论以理杀人

以理杀人是指打着正义旗号对他人强加暴力,其发生的可能条件是理具有公共性,即理的正义性是施事者与应事者双方共同认可的,并且理是应事者尚未达到的行为标准。借助理的公共性,施事者在以理杀人时常常宣称对应事者怀有善意,但由于特定目的与特定手段之间并无确定关系,施事目的不能被应事者确知,不能成为双方的公共对象,所以,所谓善意并不能为以理杀人提供正义支持,应事者只需根据自己的意愿决定是否接受施事者的目的或手段。     

论德性与权力的断然分离

本文从"内圣开出新外王"命题所面对的理论困境切入,认为内圣成就德性而德化常人,并不依靠权力,但政治统治的根基却是暴力性的权力.德化与统治的不同,来自于德性与权力的断然分离.断然分离是指在德性与权力之间完全找不到必然的联系.正因二者断然分离,才产生德性与权力结合的必要,也才产生为政以德的诉求.     

儒学如何向我们敞开?——评《儒家伦理争鸣集》

当儒家“伦理”被我们以目前的方式做喋喋不休的争论时,透显的却是儒学和中国历史—传统—文化的近代境遇。由于列强入侵,振兴失败,国势日衰,部分精英丧失了民族自信,从而掀起反古思潮和运动,到五四时期发展到极致,到“文革”时期走向极端,至今未绝。随着国际大气候的变化,反古思潮时时翻新。这场争论,首先由儒家伦理的反对者挑起,本文称之为正方。为儒家不平则鸣的回击者,本文称之为反方(另外还有中立方),双方以“亲亲互隐”为中心,展开争论。这场争论中的主要文章,被收入郭齐勇主编的《儒家伦理争鸣集———以“亲亲互隐”为中心》(湖北教…     

问题、方法与文献——《论六家要旨》的启示

《论六家要旨》蕴含了"问题与方法"的文献观,这种文献观具有基础性。运用之,不但可以帮助人们辨析文献征引的有效性,还有助于读者改进文献或读者自己的问题或方法,从而推进知识的积累与创新,并使文献史成为问题史、方法史、问题解决史,也就是生存结构史。     

论儒家必为大一统的思想基础

儒家全面秉承了周文,在思想与规则上对社会生活都有全面的设计与安排,有助于安顿百姓的日常生活。儒家最终因汉武帝的"罢黜百家,表章六经"而被独尊,承担着秦汉以来的大一统的思想共源的基础作用,并据之建构起中华民族的公共交往平台,成为中华民族的精神家园。     

动机论及其困境——关于道德判断根据的考察之一

道德判断的根据是什么?这是道德理论与实践的核心问题。关于这一问题,人们做了诸多回答,如动机论、效果论、规则论、意愿论、美德论。[1]本文只考察动机论,并准备回答如下问题:动机论是不是有效的道德判断根据?在进入讨论之前,须做简单说明。第一,"根据"是一种解释与还原关系。在一个理论中,如果a可以还原为b,则b是a的根据;如果其他子理论可以还原为b,而b不可被还原,则b是最终根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