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佛教中国化的历史学审视

关于佛教中国化的思考与探讨,已经成为政界、学界和教界的共同热门话题。从历史学的角度看,佛教在中国2000多年的演变,就是不断与中国的政治制度、思想文化和社会生活相适应的动态化过程。这个过程既是历史的,又是现实的;既表现为佛教理念与中国传统文化切合,又表现为佛教的组织形式及社会活动方式的显著变化。     

清末僧学堂：汉传佛教僧人教育现代化的艰难启动

1906—1911年间,直隶、奉天、江苏、浙江等地出现了一批僧学堂。这些僧学堂的产生,是鸦片战争后中国社会深刻变化的一个缩影,是清末新政和庙产兴学运动直接推动的结果。清末僧学堂的数量不多,层次不高,开办的时间也长短不一,却是由佛教学务公所和僧教育会等现代社团,按照《奏定学堂章程》的有关规定筹办和管理的现代学堂,是汉传佛教僧人教育现代化正式启动的重要标志。在传统与现代、专制与民主、科学与愚昧的矛盾空前激化的历史条件下,清末僧学堂的筹建和运行经常遭到基层官员的无情打击、办学绅士的肆意破坏和守旧僧人的竭力阻挠,生存环境非常恶劣。     

试析民国初年(1912-1915)的佛教保护政策

1912年3月至1915年12月的北京政府,是中国封建帝制结束后的第一个全国统一的民主共和政权。虽然它面临的挑战非常严峻,但保护佛教的力度却很大。在不到4年的时间内,北京政府就颁布了数十个保护佛教的命令、法规和批示,最终形成了一部具有鲜明时代特征的法律——《管理寺院条例》。那么,北京政府为什么要保护佛教呢?长期     

试论清末民初(1895—1916)的佛教寺产所有权问题

在清末的庙产兴学运动中,社会各界对佛教财产的争夺一直非常激烈。辛亥革命后,在多种社会因素的推动下,袁世凯政府开始制定寺产所有权政策性,几经修改,最终形成了一套系统的法规。这些法规体现了《临时约法》的基本精神,吸收了地方政府和佛教社团的意见,具有明显的时代特征,对我国宗教政策产生了深远影响。     

试论清末民初(1901-1915)湖南的寺产冲突

1901-1915年间,湖南各地发生了一系列激烈的寺产冲突,这些冲突是由各地大肆抢占佛教寺产的行为引发的。就其表现形式来看,既有普通乡民发动的群体性暴力事件,又有佛教社团发起的有组织的抗争。就其性质而言,既是经济利益的激烈争夺,又是新旧观念的严重对抗。这些冲突不但引起了上海《申报》、天津《大公报》等媒体的关注,而且多次惊动中央内务部,直接导致了中央宗教政策的重大变化。对之进行研究,无疑具有一定的学术意义。目前,学术界关于庙产冲突的研究成果还不多,关于湖南寺产冲突的研究就更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