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艺的现代转型——毛泽东文艺思想的奠基性意义

毛泽东文艺思想及其实践确立了大众化的价值品格,实现了文艺由私人活动到公共事业的转变,并高扬了民主和科学的精神,对中国文艺发展具有深刻的现代转型意义.同时,毛泽东实现了民族化对文艺发展的有效规范,使中国文学艺术在实现现代转型的同时依然保留鲜明的民族风格.当然,文学艺术在毛泽东时代发生的深刻转型,并不意味着现代化的完成.     

植根于群众路线的党内协商民主何以可能?——七千人大会前后毛泽东的探索及启示

七千人大会前后,毛泽东关于民主与集中关系的论述和他倡导的"白天出气,晚上看戏"的会议形式,集中体现了这一时期毛泽东对党内协商民主的思考和探索。毛泽东认为,民主集中制首先意味着"发扬民主,让人讲话"。在遵守党的纪律的前提下,党内协商民主应遵循协商前充分酝酿但不"定调"、协商时实行"三不主义"、协商后"服从多数,尊重少数"、党对协商过程的全面领导的原则。党内协商民主是民主集中制和群众路线、批评与自我批评作风的结合,核心实质是将民主集中制原则深深植根于群众路线,实现民主集中制的中国化。毛泽东的思考和探索,为今天推进党内协商民主提供了重要启示。     

马克思的科技理路——论资本主义的科技发展与马克思对共产主义下的生产及消费的抱负

一、导言G.A柯亨(G·A·Cohen)宣称,现在是马克思主义者丢弃他们对共产主义信仰的两个传统信条的时候了。第一个信条的中心,是对无产阶级革命角色的信仰。这种观点认为,在一定时候,大量工薪阶层将会起来,反抗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在资本家和工人之间,将发生一场戏剧性的斗争,工人将会通过一场“预定日”(最初是指盟军诺曼底登陆日———译者注)式的革命,将共产主义带入人类社会。第二个信条的中心,是对共产主义经济秩序运行中科技所扮演角色的信仰。在这里,柯亨坚持认为,马克思相信,“科技理路”的实现,即科技发展将达到如此巨大的程度,以…     

马克思与罗尔斯论资本主义及市场的正义

马克思和罗尔斯似乎有着十分不同的正义观。马克思主张,正义概念的功能,在意识形态上表现为以主导生产模式所要求的操行,作为具有普遍约束性的律令。罗尔斯则主张,正义是社会制度的第一美德,它的法则可能被所有这样的人所认可:他们公正、合理地商讨的问题,是如何公平划分彼此之间在社会合作中的负担和利益。尽管体现在马克思和罗尔斯立场之间的种种重要不同仍然存在,但笔者认为,这两种正义观上显然不同的立场,是能够调和的。尽管受到黑格尔和康德的不同影响,马克思和罗尔斯的观点还是能显示出一致之处。在提出明确的正义政治概念时,罗尔斯认为,可以接受的正义原则,必须是在社会体制中能够实行的。这导致他的“康德式构成主义”,向黑格尔的观点靠近,在这一点上,马克思奠定了他对普遍的、社会先验的正义原则的拒斥。笔者认为,马克思和罗尔斯两人所追问的,都可以被看作是何种社会制度能够实现作为公平的正义原则。不过,其间仍有两点重要不同。首先,马克思憧憬的,似乎是一种超越休谟和罗尔斯所谓“正义环境”的社会,而对罗尔斯(2001,P177)来说,超越正义环境的社会则是乌托邦。其次,马克思认为,作为社会基础的市场关系应该被超越,因为这些市场关系天然地包含着生产者与生产的社会过程以及社会劳动产品的异化。虽然在超越正义环境的社会里,市场的消亡也许可能,罗尔斯却宣称,在要求必须公正解决竞争的任何社会里,市场消亡均不可能。笔者认为,如果将马克思对市场的拒绝,看作是从根本上拒绝“商品拜物教”,那么马克思和罗尔斯的立场就能调和。笔者的结论是,除了马克思关于未来无阶级社会概念中含有理想成分外,在资本主义及市场的正义观上,马克思和罗尔斯的立场相当接近。     

毛泽东延安时期文艺普及思想的政治图解

延安时期毛泽东的文艺普及思想不仅是一种文艺主张,更是一种文化政治理念。它在毛泽东对中国左翼文艺运动史及延安文艺现状的审慎分析之后出场,以走进民众作为政治方向,而提升民众则是其政治目标。在实行这一思想后,毛泽东关注了来自文艺普及实践的政治反馈。如何改造和团结民众尤其是农民,这是延安时期毛泽东始终在考虑的问题。     

毛泽东时代的庆祝游行：中国五十年代的国家景观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政治性的庆祝游行是-个内容丰富而驳杂的文化主题,于此,史家可以更深入地理解中国共产党的性质及其政策.中国共产党的国家景观,其中首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天安门广场举行的五一节和国庆节(10月1日)庆祝活动,都是精心组织并有着多重目的的政治仪式:既是打破旧秩序、迎接社会主义新时代的反传统的节日,也是对中国共产党权威的合法化,又是共产主义领导下无数成就的展示,亦是对中国现代革命史上毛泽东中心地位的肯定,同时还宣告着中国在国际社会主义阵营中的存在.尽管受到苏联的影响,这些庆祝游行还是表现出浓重的民族风格.它们也反映了一个国家正在经历着的政治上和经济上的变化.最终,毛泽东和其他党内高层领导,同时充当着演员和导演,小心翼翼地控制和编排游行者的动作,让作为观众的游行者们在天安门广场上对党和党的主席所取得的成就大加赞颂.     

为何如此热情高涨?——政治动员和中国的农业集体化

文章力图解释中国农业集体化运动中抵制的相对缺失,与此相对照的苏联经验是,农业集体化遇到了远为巨大的社会抵制。这里分析了五个因素:土地改革的影响;创新性的阶级体制;社会控制体制;党的基层结构;合法化的话语。这些因素的分析显示,中国农村的"高潮"是一种组织的成功:组织者是密集、团结和有效的,被组织者是分散、从属和在空间上瘫痪的,通过指向群众动员成功的历史经验和象征性的话语,这二者很好地联结起来。     

在传统与革命之间——范文澜与近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起源

通过对范文澜这位1949年后中国重要史家作品的研读,文章考察了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国共(以及共产党内部)政治和文化斗争背景中马克思主义史学的"革命叙事"的产生。作者认为,范文澜对于中国近代史的新的解释,主要是作为共产主义者抗拒国民党史学中的"现代化叙事"的产物。同时,它也是中国共产党人挑战"正统"马克思主义者的中国近代史解读的产物;后者在苏联以及二三十年代的中国马克思主义者之间广为流传。然而,作为文献学专家的学养背景、马克思主义修养方面的欠缺、以及民族主义的抱负,大大削弱了范文澜从马克思主义的视角对于历史的分析。     

“新左派”知识分子关于民生问题的思考及其启示

在社会民生问题上,“新左派”知识分子强调以社会公正公平为首要价值诉求,注重从中国国情的特殊性和复杂性出发,强调国家(政府)的角色与作用,坚持保障底层民众和弱势群体利益的立场与关怀,并提出了解决问题的独到思路.尽管“新左派”知识分子的思考仍欠成熟,但为今天认识和解决社会民生问题拓展了思考空间,其强调立足本土、洋为中用的学术本土化意识和研究取向也具有积极的启发意义.     

毛泽东的辩证唯物主义:未来的各种可能性

本文分析了毛泽东基于辩证唯物主义发展而来的历史观,并提出这一社会主义历史学有助于当前共和国政权反思其过去和未来的关系。我们知道,资本主义与共产主义的矛盾不仅存在于经济和政治领域,也在于它们所提供的完全不同的时间观念。就毛泽东主义而言,未来的不确定性能够鼓舞人们投入革命行动。本文将通过考察毛泽东的原文和各种毛主义学者的解释,探讨什么是毛主义的辩证法;也将研究毛泽东诗词,探讨他的浪漫主义历史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