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在二中与即用是体——方以智对理学的回应

方以智多次提到“一在二中”,这也是其处理超越者与现实世界之关系的基本思路。在讨论“一”和“二”的关系时,方以智一反宋儒强调有本到末,由体达用的思维模式,转而把重心放在“二”上,甚至主张“止有后天,并无先天”,有以现实世界为先、为本的倾向。以此为基础,方以智对于理学所讨论的一系列重要问题予以了回应,也体现出了重视思辨和强调智识的一面。不过,方以智的回应颇有深受庄学和佛学影响的痕迹,与理学的主流观点有较大的不同。     

《太极图》与《太极图说》之"五行说"比较研究

本文旨在对<太极图>的作者问题提出个人的看法.首先,本文从比较<太极图>与<太极图说>对"五行"思想的不同表达入手,指出二者所论的"五行"思想分别属于不同的流传系统.其次,本文较深入的比较了这两种"五行"思想的异同之处,进而指出基于这一矛盾可以初步判断,<太极图>与<太极图说>决非一人所做.     

《太极图》与《太极图说》之关系再考察

对于《太极图》与《太极图说》而言,许多人认为"传图者必传说"。但是,把上述主张绝对化,会忽视一些非常重要的史料。据祁宽、朱子等人的一系列资料来看,《通书》的最初版本"九江本"并非如大家所认为的那样,没有收录《太极图》与《太极图说》,而只是没有收录《太极图》。基于此,我们还需要重新审视潘兴嗣《先生墓志铭》文中的句读问题、《太极图》的最初面貌问题、《太极图》与《太极图说》与道家的渊源问题,以弄清《太极图》与《太极图说》的关系。最后,本文还通过对《诸儒鸣道集》所收《通书》与朱子所整理的各《通书》版本进行比较,进一步分析了《通书》最初版本的可能面貌。     

也论朱子对《周易参同契》的整理

本文系对"朱子删改《参同契》文本说"的回应。该说法认为,朱子以宋代之后才出现的"先天方位"思想作为诠释《参同契》思想的基本方向,为弥合其注释与正文之间的矛盾,朱子有选择地删改了《参同契》的文本。本文对该说的几个主要论据做出回应:针对在朱子之前《参同契》文本不稳定的观点,本文指出,《参同契》文本在唐代已经基本稳定,而唐宋之际阐发《参同契》的文献大量出现,导致了《参同契》与之相混同的现象;针对朱子首次把《参同契》所本无的"先天方位"思想强加到对《参同契》的解释中的说法,本文指出,在朱子之前已有先例以"乾坤坎离"释《参同契》的"牝牡四卦"的说法,而《参同契》本身也是陈抟、邵雍"先天方位"说的思想来源之一;最后,本文还就"朱子删改《参同契》文本说"的具体条目做出了分析,指出其判断多有失误。     

从“舂陵本”《通书》论《通书》的早期流传

目前为止,学界对《通书》早期版本的考察,基本集中在所谓"程门传本"和"九江本"上。但据有关文献显示,编刻于周敦颐舂陵老家的"舂陵本",才是《通书》的最早版本。"舂陵本"和"九江本"《通书》同属于周氏"故家旧本"系列,其中都没有收录《太极图》,这就进一步证实了有学者认为《通书》本无《太极图》,是"程门传本"将它附于《通书》之后的推测。这也为我们分析《通书》早期版本的流传,分析二程与周敦颐的关系,提供了非常宝贵的线索。     

再论《太极图》与《周易参同契》“三五至精”思想之关系

清儒毛奇龄提出,《太极图》的第三层图,窃自于《周易参同契》之"三五至精图"。这一说法目前无法从版本学的角度予以验证。对此问题,我们试图从比较《太极图》与《周易参同契》和《悟真篇》这三部著作对于"三五"思想的不同表述入手做出回答。我们认为:首先,毛奇龄在论证《太极图》与《周易参同契》在"三五"思想上存在一定的渊源关系时,误将《悟真篇》的表述等同于了《周易参同契》的说法,论证极不严谨。其次,《太极图》的第三层图对五行思想的表述,与《周易参同契》和《悟真篇》对"三五"思想的表述,均有所不同。再次,《太极图》的第三层图与《太极图说》中"五行一阴阳也"的表述一致,从而体现出相当的原创性。从这个角度判断,我们认为《太极图》当出自周敦颐本人之手,与道教思想并无直接性的渊源关系。     

毛奇龄《太极图遗义》考辨

毛奇龄的<太极图遗议>,是大家在讨论周敦颐与<太极图>的关系时,经常征引的文献.但是,目前学界还缺乏对<太极图遗议>细致的审查.毛氏的立论是否有据,其论证及征引的材料是否准确,都是问题.本文结合各类文献资料,对<太极图遗议>所征引的文献详加审查比对,发现毛氏无论是在行文上,还足在征引前人的文献上,都是不严谨的,甚至有恶意篡改前人文献的例子.我们在征引毛氏的<太极图遗议>时,一定要对其进行学理与文献方面的严格审查.     

传什么与谁来传：对朱子“道统论”的两点辨难

学界围绕朱子“道统论”的争论集中在两点上：第一点争论是“道统”内容上的“传什么”之争。朱子提出“道统论”的目的在于凝定儒学主题，他区分了前贤对于“传什么”的“创立者”与“传述者”之不同，认为“创立者”决定“传什么”的内涵，而“传述者”则在“推本尧舜以来相传之意”而传播之。“传什么”的创立遵循“继天立极”原则，“传什么”则紧扣理学的主题。第二点争论是“道统”的传承谱系之争，焦点在于周敦颐是否可入道统谱系。“道统论”这两点争论相互关联、不可分割。概言之，朱子有意将周敦颐纳入道统谱系，但缺少强有力的证据来坐实其主张。     

从评点“曾点气象”看朱熹论涵养与工夫

朱熹对《论语·先进》“吾与点也”一节里所谓“曾点气象”评价有前后变化,重视讨论该问题的内在原因。正是经过对该问题的深入探讨,朱熹最终清晰地表达了他对向内的涵养“气象”的重视,但尤其重视向外的做踏实下学工夫的一贯为学与做人宗旨。     

论朱张“未发之说”之辨与“己丑之悟”的关联

代表朱子“中和新说”的文献中暗含有对张栻“未发之旨”的回应。朱张之间的互动从张栻向朱子寄送《吕氏中庸辨》开始，直到朱子给张栻的书信《诸说例蒙印可》为止，贯穿了朱子“己丑之悟”的整个过程。张栻“未发之旨”的要义包括“心之昭昭分为已发”和“喜怒哀乐之中与寂然不动不同”两点，而这极有可能是触发朱子与蔡元定1169年中的问辨，进而触发朱子“己丑之悟”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