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研究周易哲学看哲学史方法论的问题——并与东方明同志商榷

关于周易哲学研究,东方明同志在《哲学研究》一九六三年第一期的学术评论中,对我所著《周易哲学及其辩证法因素》及其(续一)一书不指名地提出指责,我在《哲学研究》一九六三年第二期的短文中予以答复,并说明为着从全面地谈清楚问题另作专文答复。《哲学研究》编辑部在按语中认为展开的讨论是有益的。东方明同志     

对于《哲学史工作中的一种极有害的方法》一文的答复

本刊上期学术评论栏发表了东方明所写《哲学史工作中的一种极有害的方法》,其中不指名地批评了李景春《周易哲学及其辩证法因素》(续一)一书。发表后,我们接到了李景春的反批评的文章,作者要求东方明答复,并要求尽速予以发表。我们将这篇文章转给了东方明,他立即写了答复。现在把李景春反批评文章和东方明的答复,一同发表在这里。我们建议研究中国哲学史的同志,就这个问题(可不限于《周易》的研究),从哲学史方法论上加以讨论;并且希望,通过这一讨论,在研究中国哲学史方法上,获得积极的成果。本刊愿意为此提供篇幅。     

将临期的随想

从《信德》报上看到,部分地区的传教工作呈现可喜局面,让我们这些信仰耶稣基督的子民深受鼓舞。在我们教会的全部生活中,如何更加地去实践我们的信仰,发挥教友的精神,表现教友的态度,完成教友的使命,是始终摆在每位神长、教友面前的新课题。     

怎样解决本质的分歧

东方明同志提出应当将我所著的《周易哲学及共辩证法因素》(续一)、全面地虚心地检查一下,这个建议是很好的。我现在就把它检查一下。经过检查,我认为夸大的错误是有的。对它的唯证法因素提的高了一些。这一方面不如艾思奇同志主编的《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中对周易哲学的分析,提的中肯,提的准确。我应当拿这一本书作为初步的标准,向它看齐。     

墨經辯論术的一个問題——兼与譚戒甫、高亨先生商榷

一、问题的提出譚戒甫先生撰“墨辯發微”和高亨先生著“墨經校詮”都是在一九五八年出版的,內容都叙述了墨家的关于形式邏輯应用墨经部分。在“墨辯發微”的上经校释九十二条至九十六条及下经校释第一条,即“墨经校詮”的经上九十四条至一百条及經下第一条,所提的主要是有关形式邏辑在辯論上应用的部分——辯論术的部分。这一部分有较多的可以“古为今用”的地方,也就是說有较多的实际意义,但是这两本书对这一部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