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洋时期的社会治理与城市道教——以北京东岳庙为中心

北洋时期,道教在城市社会治理中的角色与命运出现新的样态。京师警察厅依据相关国家政令对北京道教进行市政管理,由此东岳庙成为官方的社会治理客体,二者之间形成暂时的平衡关系。在官方主导的社会治理模式下,该庙道士被去除官员身份,基本延续旧有的自我管理规制,生活更为世俗化,而涉及道士婚姻的法律条文颇显滞后。其仍以传统方式化导民众,在招收道徒等问题上遵循常规、常情与常理,却不符合内务部的相关训令。可以说,这一时期东岳庙的演进轨迹在微观层面体现道教参与社会治理的效用及其困境,同时反映北洋政府主导的城市社会治理在制度安排、主体定位与民众日常生活之间存在一定的隔膜和错位。     

清代妈祖封号附会碧霞元君问题新探

清代朝廷从未将妈祖封为碧霞元君,但朝野以妈祖封号附会碧霞元君的现象逐渐增多。其源头可视为汪楫所言的《天妃经》,而该经书与清初道士的关系仍不能确定。在汪楫的传言外,清代混淆妈祖与碧霞元君的其他路径有三:一是普通民众沿袭了明代二者混淆的信仰传统,并且衍生出妈祖与碧霞元君互相侵夺名号的新现象;二是康熙帝和一些朝廷官员未能明确区分妈祖与碧霞元君,客观上为汪楫的传言提供了更大的存续空间;三是地方官员与儒生文士对汪楫的传言信以为真,还编造出乾隆帝与嘉庆帝敕封妈祖为碧霞元君的谬说。需要注意的一个特例是,淮安惠济祠并祀泰山碧霞元君与妈祖的礼俗现象催生了雍正帝敕封妈祖为"天后圣姥碧霞元君"之说,促使妈祖元君化的历史面相更为丰富,也更为复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