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香说起

香,本指谷类、植物之类成熟后所散发出来的香味,如稻香、花香等;或是指有香味的原料制成品,如麝香、檀香等。中国传统,子孙祭祖必要焚香祝告,可见香的来由已久,与中国人民的关系非浅;可是与香的因缘最深的应该首推佛教。世尊释迦牟尼说法时,众生就用香来供奉,以表示对佛的敬仰与虔诚。《金刚经》上说:“在在处处若有此经,一切世间天人阿修罗所应供养,……皆应恭敬作礼围绕,以诸华香而散其处。”佛教徒在吟经之前,     

现代性与主体性——树立多元复合认同性的亚洲意识

超越文化的相异性 试图界定今天的多元文化世界的一切哲学争论,一般均围绕相关地区的各种不同世界观之间的比较而展开。看来,在考察可公度性还是不可公度性问题上的不同哲学传统的比较方法中,有两种不同观点相互冲突。第一种观点认为,我们不能以有效说明的方式比较它们的差异,因为这些差异极其深刻,所以它们是不可比较的。而在第二种观点看来,不论何种文化传统,其基本内核是可以认同的,而且不管是哪种文化,本质上都是相同的。虽然这个基本内核可能具有不同解释,但它提供了各种文化之间对话或交流的一个必要的框架。     

主体性和团结——人文主义的重生

本文所要论证的主体性概念可以定义为针对社会和自然我们有能力批判性地进行反思,创造性地进行思考和果断地行动。主体性的某些基本特征可以通过一个例子来说明,即2010年秋对智利圣何塞矿难中被深埋地下69天的矿工进行的救援行动。除了应用于建造钻井架、制造将被困矿工运载上来的救援舱的科学技术,救援人员的智巧、利他主义使命感、锲而不舍,以及被困矿工有目的的团结一致无疑是促使这项救援行动成功完成的关键因素。在目前全球经济衰退的关键时刻,对全人类所处的困境进行反思具有重要意义。的确,该是知识分子站出来担当责任的时候了。为了使我们的世界可持续发展,他们要为自己确立有目的的和坚决的主体性,锲而不舍地寻找更新自我、让人类不断提升的途径。     

基督的印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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奇僧佛图澄

佛图澄，天竺僧人，本姓帛氏，西晋末年怀帝永嘉四年（311）来洛阳，自云百岁有余，能服气摄生。腹旁有一孔，用絮塞住，夜间拔絮露孔，光照一室，洛阳百姓称他为奇僧。当时中国历史正处于一个非常特殊的战乱动荡阶段，史称“五胡十六国”（304～439），与南方东晋政权并峙。五胡，指匈奴、鲜卑、竭、氏、羌五个少数民族而言。十六国，也不是固定的成数，据《晋书·载记》里的十六国为五凉、四燕、三秦、二赵及县与蜀等十六国。诸国的兴起，并不在同一时间内，乃是在两晋时代（265～420）陆续出现、先后灭亡的。十六国之一的后起，仅仅存在…     

社会发展中的诸阶段

英国共产党历史组书记琼·锡蒙(Joan Simon)的这篇文章,是作为英共《今日马克思主义》杂志关于社会发展的诸阶段问题的讨论的总结而发表的。早在去年第七期上,杂志就以这一题目刊载了罗平·贾亭(Robin Jardine)的、以探索奴隶制是不是社会发展中的一个普遍性阶段为其主要内容的讨论文章,在那里,贾亭从对比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和《马克思列宁主义原理》二书关于社会发展阶段问题的不同提法入手,提出了中国和印度在历史上没有经历过奴隶制,因而把社会发展的五个阶段的理论运用于全人类,就是“追随资产阶级历史家,用一个不过是在过去四百年左右才取得领导地位的地区的框子来套世界史”的观点,他认力,中国的商朝就已处在“一种原始封建主义的青铜器时代”,“和希腊有大约百分之五十的奴隶相此,中国的人口中从来也没有过约占百分之一以上的奴隶”,因而“直到资本主义从西方侵入,中国的制度始终是某种类型的封建主义”,而“在印度,奴隶制从来不是占统治地位的形态,不论它在不同的时期占多大比例”。贾亭的文章引起了热烈的争论,《今日马克思主义》杂志在以后的七期中,又先后刊载了十篇讨论文章,有些人支持他的观点,例如杰克·林赛(Jack Lindsay)、格列婪斯(D.A.Girffiths)等人即是;有些人还进一步发挥他的观点,例如别尔·塔脱(Bill Tait)就补充道:“在古典世界里,封建制可以出现在奴隶制之前,也可以出现在奴隶制之后”,“很大一部分的非洲是原始公社制不经过奴隶制阶段而发展威封建制的明显列子”,因而,“难道没有根据这样设想:有一类封建制出现在原始公社制之后,而奴隶制阶段只是出现在世界上某些地区?”。有些人则不同意贾亭的观点,例如罗伯脱·白劳宁(Robert Browning)就认力,对于“占统治地位的生产方式”,“肯定地不能用它来指由人口中的大多数,或甚至一个非常大的少数在其中从事生产的特定的生产方式”,“要有多少奴隶才能构成一个奴隶制社会,这样的问题是毫无意义的”,因为“决定一个社会的性质的是那些生产高额剩余价值的生产部门中的生产关系”。大卫·克莱格(DavidCraig)认为,“在古代的时候,奴隶制几乎广泛地蔓延到印度的每一个地区,而且这大概是东方的典型”。而锡特·陶格拉斯(Sid Douglas)则认为,在社会发展的“五个阶段的理论和马克思的‘四种形态’之间没有什么矛盾”,因为“马克思主义关于五个阶段的理论并不是指的生产方式,而是指的一般人种学上的各社会阶段”,他认为马克思的“亚细亚”方式,是指的蒙昧和野蛮时期,“古代”方式是指的奴隶制,他还肯定中国存在过奴隶制。讨论还涉及到其它一些重要问题,现在还在继续进行。     

走向一个多元文化世界中的跨文化伦理

一、人类的历史始终是一系列敌对和冲突的历史。实际上，霍布斯的著名论断人类的本性只是从事“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bellum omnium conlrao，omnes），似乎比以往任何时候都真实。然而，尽管战事不断，但我们的历史也记录了对和平的痛苦渴望。我们发觉这种渴望甚至在最为狂妄好战的文化中表现出来。在每一时间，在每一地点，总是有各种声音——低沉的、压抑的、响亮的或柔和的、情绪的或理性的——在呼唤说，和平是对战争的替代，和平是可能存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