诠释学的两种取向与哲学史的两种研究方式

有关诠释学与哲学史研究方式之间的思想关联的深度探讨相对缺乏,与此相一致,尚不存在作为一种特殊诠释学的哲学诠释学,即有关哲学的经验或哲学史研究的经验的诠释学.从哲学史研究方式的视角反观"方法论取向的诠释学"和"存在论取向的诠释学",可以看出,前者内在地包含着三种把握"文本"之意义的方式,即心理的重建、语境的重建和祛语境化...     

再论知识论的精神实质及其出路

在学术界内外,“认识论”和“知识论”概念,尤其是“认识论”这一概念的使用十分广泛和普遍。在很多人的心目中,认识论和知识论作为哲学的重要分支学科,其研究领域、问题系、理论目的等似乎都是自明的和无庸争辩的。但是,如果我们能够用心考察和分析“认识论”和“知识论”概念实际使用的状况,那么,理解上的歧义和使用上的混乱就会呈现眼前。同时,我国哲学界对于主要根源于西方哲学传统的认识论和知识论在现当代的发展及其遭遇到的挑战和批判尚未给予应有的关注,对于认识论和知识论的发展趋势和理论出路问题也缺乏必要的反省和批判…     

墨家“治道”论的多重意蕴与先秦诸家对它的扬弃

墨家的政治哲学理论似明而实晦。作为其“治道”的“兼爱”要靠“刑政赏罚”来推行；同时，“兼爱”不仅具有“积极义”、“消极义”和“无私义”,而且还具有“人事之维”和“天鬼之维”。但是，“兼爱”与刑政、“兼爱”之三义、人事之维与天鬼之维之间却存在着张力和歧向。在先秦诸家“治道”竞争的格局下，“兼爱”之三义的“治道”意蕴大多被儒家、黄老道家和法家所重释和扬弃，而其“天志说”则被董仲舒的“治道”整合所融摄。一方面，墨家“治道”论的内在理论缺陷使得它在先秦诸家“治道”竞争的格局中处于劣势；另一方面，墨家“治道”构想的合理因素又大多被诸家扬弃于各自的“治道”论说中。于是，墨家“治道”论在秦汉之际的式微就变得不可避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