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外之辨:略论中国哲学的自我概念——兼与蒙培元先生商榷

关于中国哲学究竟有没有主体性或主体思维,学者们提出了不同意见。根据蒙培元先生的看法,对这个问题的回答不仅应当是完全肯定的,而且主体思维或内向型思维乃是中国哲学传统区别于其他传统的根本特征:“中国传统哲学思维,把主体的内在意识作为根本对象,把内在意识的自我觉悟和自我实现作为根本目的……其思维方式基本上是内向型思维,即主张返回到自身,确立并认识自身的存在价值,实现自身的内在本质。”(蒙培元,第6页)蒙先生的话代表了中国哲学界许多学者的看法。然而在中国哲学中,像“主”、“客”或“内”、“外”之类的词,都易引起歧义,其具体含义往往与对自我概念的不同理解有关。更清晰     

关于中土唯识学历史兴衰的思考

唯识学属佛教哲学中理论最复杂的学派。中土唯识思想最早的译籍是公元五世纪昙无谶在西域译出的《菩萨地持经》和求那跋摩译的《菩萨戒经》。其后有南朝刘宋求那跋陀罗的零星翻译。到公元六世纪前半,即北魏时期,菩提流支、勒那摩提和佛陀扇多等译家相继来到中国,再加上...     

奥古斯丁与西方激情理论的分化

尚处自然思维阶段的希腊早期思想,对于人的激情的本体论意义有一种模糊领会。柏拉图理念哲学对自然的超越导致他的激情理论的唯理主义方面;同时他又在《会饮篇》重新发挥爱的本体论意义。这构成其激情理论的神秘主义方面,这两方面并未得到很好统一。亚里士多德和斯多葛派只继承了其中的唯理主义方面,并将其发展成激情理论的一个独立向度,且使之主宰了当时的伦理学和认识论思考。奥古斯丁则在《圣经》神学和柏拉图关于爱的思想基础上否定这种唯理主义,开创了西方激情理论的神秘主义向度,从而造成西方激情理论的分化。后来的西方神秘主义激情理论都是直接或间接地继承、发展了奥古斯丁的相关思想,并对当代西方思想产生了重大影响。     

奥义书与佛教的发生

早期佛教的基本世界观,包括有为法与无为法、此岸与彼岸、生灭与涅槃的对待,都植根于奥义书的形上学;其人生观的悲观与出世取向,以及把解脱、系缚归因于觉悟和无明,也是沿袭了奥义书思想;佛教的业力轮回说与无我说,亦可视作对奥义书思想的继承和发展,可能经过了数论的中介;故早期佛教的世界观是以奥义书思想为根源、基础的,但揉合了沙门思想的因素.而早期佛教的修道论,直接来源于印度的瑜伽学,后者来源于非雅利安的苦行实践,但被嫁接了奥义书的世界观和宗教理想,故佛教的修道论通过瑜伽间接受到奥义书的影响.     

从“无住”到“圆融”:论天台性具哲学对般若思想的误读

般若学是天台宗的重要思想资源,但是其毕竟空的思想与华夏民族的思维特点存在很大距离,这使得处在华夏文化语境下的天台宗不自觉地对其产生了理解上的偏差。作为天台理论基石的"三谛圆融""一念三千"和"性具善恶"思想,就是由于天台宗在华夏本土传统和如来藏佛学影响下对般若学的"二谛不二""诸法平等"和"生佛平等"等观念的逐渐误读而形成的。通过这种误读,天台宗最终把般若学的诸法皆空、无得无住转化成一切具足、当体圆融,从而使印度般若学原有的绝对超越精神被极大改变。     

关于中国哲学的生命性

不管是在西方还是在印度的形上学中,都曾存在一种忽视甚至否定人的直接生命的倾向。比如柏拉图主义把一个超越尘世之上的、无时间性的、永恒的理念世界确定为真理,而将一切具有时间性的、尘世的、易逝的东西,将生命本身,降低为非真实的东西。可以说柏拉图主义的这种“颠倒”,决定了以后西方形上学对生命的遗忘。这种情况只是到了尼采和柏格森的生命哲学那里,才发生了根本的变化。类似的情况在印度思想中有更极端的表现,在这里,几乎所有思想流派都是把生命当作苦难和罪恶,而人生的唯一目的就是为了超渡苦海,在生命彻底熄灭的、超自然的涅槃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