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复述效应中材料因素的实验研究

本文在无意学习条件下探讨了汉字材料的语义特征对复述效应的影响.实验结果表明,当提取方式为自由回忆时,材料性质对保持水平有显著影响,材料性质与复述时间存在相互作用;当提取方式为再认时,材料性质对保持水平的影响仅出现在语义复述条件下.讨论表明,复述水平、复述范式、材料性质和提取任务对复述效应的影响可以在加工深度理论框架内得到合理解释.     

新生代农民工积极群际接触的有效性:基于群体身份与认同视角

以新生代农民工为研究对象,以其对群际通透性的感知为测量指标,检验积极群际接触的有效性,探察群体受害者身份感知和群体认同对积极群际接触有效性的影响,以及群体认同在群体受害者身份感知与积极群际接触关系中的作用。结果表明:(1)积极群际接触可以有效促进新生代农民工对群际通透性的感知;(2)新生代农民工群体受害者身份感知对积极群际接触有效性有显著的中介作用;(3)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人认同水平对积极群际接触有效性具有显著的调节作用;(4)新生代农民工群体受害者身份感知对积极群际接触有效性的中介作用不受其群体认同水平的影响。研究结论对积极群际接触的有效性和感知的群体受害者身份与群体认同的关系进行了深入地讨论。     

无意学习条件与定向任务——记忆实验中的加工控制及其计算机化

近年来,记忆理论的重点逐渐从记忆系统的结构转向记忆中的加工过程.在实验水平上,这一转移表现为试图系统探讨各种加工活动产生的记忆结果,这就需要控制被试的加工活动。许多研究者认为,无意学习条件下的定向任务(orientingtask)可以为实现加工控制提供实验手段。定向任务与加工控制将无意学习条件下的定向任务用作记忆实验中控制加工类型的方法开始于Hyde 和Jenkins(1969)的工作,但对此影响最大的是Craik和Lockhart 提出的加工深度理论。Craik 和     

认知科学在军事训练中的应用

本文描述认知科学与军事训练两大独立体系之间的相互影响,为那些在训练上感兴趣于认知研究应用的人们提供一个实际的方向。我们首先讨论军事训练中与认知有关的一般问题,然后介绍四个很大程度上是以认知研究和理论为基础的先进的军事训练系统。     

工程活动中的伦理责任及其实现机制

工程活动是通过诸多异质要素集成创造人工物的过程,在工程活动中各个异质要素之间存在着不同的利益追求与价值诉求,离开对这些不同利益和价值的调整与协同,工程活动便很难进行。     

教会应杜绝比阔气

某教会在开培灵会前计划会议费用1000元,然而在会议中,主人为了显出阔气、潇洒,大吃大喝,结果费用大大超过计划,高达4000多元,使人闻之骇然。     

群际态度与群际信念:耦合还是分离?

群际态度是人们对于某一群体的喜欢或不喜欢,包括外显群际态度和内隐群际态度,它是一个群体对另一群体正负连续体的评价。群际信念是人们对某一群体特性的刻板印象。以往研究认为,群际态度和群际信念是耦合关系,相互影响,相倚存在。但群际态度和群际信念也存在分离性证据,即存在矛盾性和非统一性。为何形成耦合或者分离,文化定型论、群际态度补偿机制(低地位群体的创造策略、高地位群体的慷慨策略),以及认知差别等都成为调节性平衡点。探讨群际态度和群际信念的分离性关系和作用机制对于干预和消弭群际边界与群际冲突,缓和群际关系具有深远影响,可以支持其独立路径予以针对性干预方案。     

伊格尔顿:意识形态的伦理维度

自马克思以来,意识形态总是以或暴力或日常的双重面孔出现,但伊格尔顿认为,这些并不足以概括它。伊格尔顿将这个问题放置到伦理的层面展开,指出意识形态所蕴含的不仅有人对世界的想象关系,也包括了人与人之间秩序的建构。这些想象关系不仅是为了满足阶级统治的需要自上而下地建立的,还为了满足人的伦理关系的需要。在后一层面,个体总会有一定的自由空间。据此,伊格尔顿批判了意识形态是"欺骗""治理术"和"永恒的"等说法,指出它同样含有承诺性、复杂性和解放的维度,而后者更有助于开启一个解放性的未来。     

关于多发性骨髓瘤的诊断

多发性骨髓瘤是浆细胞克隆性增生的恶性肿瘤,起病隐匿,临床表现复杂多样,且无特异性,诊断上依赖实验室检查。临床上对该病足够的认识,正确诊断尤为重要。在诊断中,科学地应用哲学思维,有助于减少误诊和漏诊。     

中国的称谓 西方的称谓

称谓作为一种文化现象,确也表现出东西方的区别。对于中国的称谓说来,有三个特色最为显著。一是自谦自抑。我曾听到一位老学者幽默地说：“五四以前,‘我’字不能随便说,如果谁开口总是‘我’怎样怎样,那就显得有些狂傲。”子女对双亲自称为“不肖”或“不孝”,学生对老师称“不才”、“不学”,下级对上级称“仆”、称“牛马走”。总之,尽量降低自身的地位和价值。这种习惯还有许多表现,如称自己家为敝舍、寒舍、茅舍,称自己的孩子为“犬子”,称自己的妻子为“糟糠”,如此等等,都表现出自我贬抑的文化心态,与西方称谓中的自我意识形成很大反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