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南京佛寺知多少

“千里莺啼绿映红,水村山郭酒旗风。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提起历史上的南京佛寺,相信每个人都会吟诵起杜牧的这首千古名篇《江南春》。的确,佛教自东汉末年传入南京,南朝时各朝先后建都于此,由于统治者的提倡,南京佛教盛极一时,成为全国重要的佛教中心,佛寺多达700余所,“南朝四百八十寺”为当时南京佛教、佛寺繁盛的形象说法。南朝以后,南京政治地位下降,佛教时有兴盛,断续发展,但已远不及南朝,佛寺数量大减。到了明代,南京先后作为首都和留都,政治地位提高,再次成为全国的重要佛教中心,佛寺大量修建,为南朝以后又一高峰。登…     

高攀龙理学思想研究

<正> 高攀龙(1562—1626)是明后期重要的政治家、东林党首领之一,万历、天启年间,他抨击黑暗朝政,呼吁政治改良,力图挽救明王朝的灭亡命运。高攀龙也是明后期重要的思想家,他的理学思想宗奉程、朱,兼采陆、王,以“主静”为特色,在当时社会及中国古代思想史上都有一定的地位。因此,对高攀龙理学思想的考察,不仅有助于对其个人、对东林党乃至明末社会政治的研究,而且对明后期思想、学风的流变的研究也大有裨益。     

试论明太祖的佛教政策

明太祖对佛教实行既整顿和限制、又保护和提倡的政策。其中,洪武前期侧重于保护和提倡,后期则着力整顿和限制。明太祖佛教政策的产生,不仅有复杂和深刻的社会原因,也与他独特的个人经历、喜好有密切关系。明太祖佛教政策的实施,维护和巩固了明王朝的统治,促进了明初经济恢复和发展以及百姓生活的改善,但也给广大百姓套上更加沉重的封建枷锁;使明初佛教迅速恢复和发展,促进了佛教诸宗的融通,奠定了后日僧寺分立制度,加剧了佛学的衰微。     

论高攀龙的理学思想

高攀龙(1562～1626),字存之,号景逸,明南直隶常州府无锡县(今江苏省 无锡市)人,万历十七年(1589)进士,官至左都御史。作为东林党的首领之一,高攀龙既是明后期著名的政治家,也是当时重要的思想家。他的理学思想宗奉程、朱,兼采陆、王,以“主静”为特色,在明后期及中国古代思想史上都有一定的地位。对高攀龙理学思想进行探析,不仅有助于对其个人、对东林党乃至明末社会政治的研究,而且对明后期思想、学风流变的研究也不无裨益。     

论明武宗崇奉藏传佛教

明武宗朱厚照在历史上以崇奉藏传佛教而著称。他在京师大量封授、供养藏僧,自封为大庆法王,坚持迎取活佛,为藏僧等建寺造塔,大量开度藏僧行童。明武宗崇奉藏传佛教,与他信奉藏传佛教教义及修行方法,以及其荒嬉的个性有很大关系。宫中浓厚的藏传佛教信仰、朝政日益黑暗腐朽也有一定影响。武宗崇奉藏传佛教,使明朝政治日趋黑暗腐朽,加剧了财政危机,加强了汉藏文化交流,也成为反面典型和后世诸帝鉴戒。     

论明代的度僧

明代建立了完密的度僧制度:禁止妇女出家,限定家庭出身以及本人身分,限定出家年龄,考试通经,限定全国僧人总数,度牒免费发放。明初多循制度僧;中期经常违制度僧,并大量鬻牒;后期主要鬻牒。明代度僧抑制了佛教势力,有利于生产发展、社会稳定及明王朝统治的巩固;有所限制的鬻牒,部分解决了军饷、赈济;大量度僧鬻牒,对生产发展、社会稳定起阻碍作用;私度盛行,买卖、伪造度牒成风,僧官借机营私舞弊;度僧对北京治安、物价也有很大影响。对佛教来说,明代度僧造就了庞大僧团,维系着佛教表面繁盛;促进了诸宗融合,促成了赴应僧队伍专业化和壮大,推动了佛教的世俗化进程;导致佛学进一步衰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