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熹与周必大交谊考论

朱熹与周必大皆为南宋著名人物。作为思想家的朱熹是南宋新兴理学家的代表,而作为政治家的周必大在思想上继承了北宋儒学重事功的传统。朱、周二人在政治思想上颇有分歧,因此二人的交集和交谊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南宋时期政治与思想互动的一个重要方面。朱、周二人从乾道九年开始交往,一直持续到庆元六年,长达二十八年。他们的交谊主要体现在政治、学术、个人情谊三个方面。虽然二人有政治认识上的分歧,但这并未影响二人之间的情谊,尤其是在晚年,二人突破了政治思想的界限,几乎完全沉浸在纯粹的个人情谊里,展现了人性的温情。     

试论《仪礼》的作者与撰作时代

《仪礼》十七篇与周公和孔子均有一定的关系。说《仪礼》与周公有关 ,并不是像古文学派那样认为周公是《仪礼》的作者 ,而是认为《仪礼》中的部分篇章反映了宗周的典章制度、风俗人情 ,也就是说《仪礼》所载的内容肯定有一部分属于周公当年“制礼作乐”所制定和实施的遗制。说《仪礼》与孔子有关 ,也并非如今文学派那样认为《仪礼》十七篇完全是由孔子圣心独断而创作出来的 ,而是认为《仪礼》当主要是由孔子根据宗周时代流传下来的一些礼仪规制加以编订整理而纂辑成书。当然 ,这并不是说现存的《仪礼》十七篇都是孔子整理后的原书 ,因为现存的《仪礼》十七篇除了孔子整理过的内容外 ,可能还包括七十子后学所编订和增补的内容。     

《先秦经学学术编年》评介

<正>作为郑杰文先生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中国儒学学科建设"的最终成果《中国经学学术编年》的先秦部分,刘爱敏、梁涛、曹峰、赵琳四人合著的《先秦经学学术编年》(上、下两册,近百万字)于2015年由凤凰出版社出版发行。该书以编年体的形式,全面系统地总结了公元前1046年至公元前221年周秦800多年间中国儒家经学学术的发展情况。本书既是一部有关周秦时期儒家经学的编年体学术史巨著,也可作为一部有关周秦时期儒家经学的百科全书性质的工具书来使用,     

莱子姜姓说志疑

“莱”是殷周之际一个比较强大的古国名称。其地域大致在今山东中部和东部地区。由于时代久远,坟典散阙,文献不足征,因而关于莱国的许多情况早已湮没无闻,其姓氏至今也仍是一个迷。关于莱国的姓氏,学术界众说纷纭,迄无定论,先后产生过姜姓、子姓、纪姓、赢姓诸说。其中影响最大的是“姜姓说”。莱子姜姓说虽然先唐即已有之(据《左传·襄公二年》孔《疏》,详下),但究竟是谁最先提出?现已不可确考。在现存文献中,最早明白断定莱国为姜姓的是清人顾栋高《春秋大事表》卷五《春秋列国爵姓及存灭表》。后来,近人王献唐先生在《山东古国考》中进一步肯定和论证了莱子姜姓说。其根据是《左传·襄公二年》     

《仪礼·丧服》所蕴含的“三纲”、“五伦”观念

本文对《仪礼·丧服》中所蕴含的“三纲”、“五伦”观念进行了考察和分析。作者不同意“三纲”观念始于《韩非子》的观念,而认为《仪礼·丧服》中关于君臣、父子、夫妻之间不对等的服制规定,实际上已蕴含了萌芽状态的“三纲”观念。另外。作者还认为《中庸》所提出的“五达道”与《孟子》所总结的“五伦”说的内容其实早已蕴含在《仪礼·丧服》的服制条例之中。而且这种“五伦”观念是在《尚书》、《左传》等所载尧舜时代以体现血缘亲属关系为基本内容的旧“五伦”说的基础上增加“君臣”、“朋友”两伦而成。     

《礼记》与《仪礼·丧服》经、传所载丧服制度之比较研究

本文对《礼记》论礼诸篇与《仪礼·丧服》经、传中有关丧服制度的同、异情况进行了较全面系统的考察和分析。并从《仪礼·丧服》经、传与《礼记》论礼诸篇三者的性质及撰作时代入手推究了形成三者内容同、异的原因。文章认为 ,《丧服传》之所以与经义偶有不合之处 ,而多与《礼记》一致 ,其原因就在于《丧服传》与《礼记》论礼诸篇的有关内容基本上同源于孔子当年的讲学 ,而《丧服经》却是孔子及其弟子依据宗周丧服礼俗遗制整理而成的仪节单子 ,孔子的讲学内容与宗周丧服遗制偶有不同之处是不难理解的     

大衍之数“五十有五”说补证

当代学者已从多方面论证了"大衍之数"当为"五十有五",有理有据,但尚有补证的空间。汉唐时期关于"五十有五"说的文献证据以及清人程廷祚、徐灏等人关于"五十有五"说的论证,则可以更好地补证大衍之数"五十有五"说的合理性。换言之,则可以进一步论证:通行本《系辞》所云"大衍之数五十,其用四十有九"的确存在"脱误"问题,大衍筮法从五十五根蓍草中所拿出的六根蓍草,恰好可以用来"布六爻之位",是为"自然之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