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香港近代思想家胡礼垣的哲学观点

为开创中国哲学史研究工作的新局面,我们要做的工作很多,中国哲学史的研究要向新的高度、深度和广度发展,是我们的重要任务。这里所谓高度,是指加强马克思主义的学习,进一步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去研究,使我们的研究工作更加科学;所谓深度,是指要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透过错综复杂的历史现象,找出中国哲学思想发展的脉络和规律;所谓广度,是指要开拓新的研究领域,诸如历史哲学、哲学范畴发展史、辩证法思想发展史、认识论发展史、中国主要哲学思潮的特点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新人物的哲学思想的挖掘和研究,等等。下面,我们发表丁宝兰同志的《论香港近代思想家胡礼垣的哲学观点》、衷尔钜同志的《吴廷翰及其哲学思想》两篇论文,就是探讨新人物的哲学思想的文章。我们企望今年能有更多的具有新的高度、深度和广度的好论文同读者见面。     

在广州召开的“中国近代哲学史与马克思主义哲学”座谈会发言(摘要)

1981年8月17日至18日在广州召开的“中国近代哲学史与马克思主义哲学”座谈会的情况,已在本刊第9期报道。这里,我们将该座谈会部分同志的发言摘要发表,以供大家参考。     

柳宗元世界观的实质问题

一 唐永贞元年,柳宗元贬永州,为期十年,从三十三岁到四十三岁,在他那四十七年的一生中,当是世界观成熟的时期。在这段时期内,他写下了大量宣扬佛教的文章。其中,有对他追求佛教信仰的总结性的自述:“吾自幼好佛,求其道,积三十年。世之言者罕能通其说。于零陵,吾独有得焉。”(《柳河东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423页。以下凡引自该书的引文,只注页码)     

略论研究柳宗元世界观实质的方法论问题——简答《柳宗元世界观辨》

拙作《柳宗元世界观的实质问题》(下简称《实质》)发表后,承柯兆利同志撰文《柳宗元世界观辨》(见《哲学研究》1980年第3期。以下简称《辨》)商榷,启发甚多。《辨》文突出地提出了研究柳宗元世界观实质的方法论     

孔子“有教无类”说再评价

<正> 孔子作为教育家陶伟大之处,主要在于他不仅在教学实践上成绩卓著,而且在教育理论上有系统的、深刻的见解,这些见解还往往提到世界观的高度给予阐发。他首揭“有教无类”的旗帜,这在中国教育史和中国教育思想史上都有非常深远的影响。“有教无类”是孔子教育思想的精华之一,是他的教育哲学的基本观点之一。     

借题略论评价传统文化的问题——《中国文化概论》序

读了宗桂同志所撰书稿《中国文化概论》,欣喜之余,禁不住要写几句话,既祝贺它出而问世,也谈谈当前“文化研究热”的一些问题,由于没有深入研究,谈的恐怕只能是即兴式的借题发挥。中断了近40年之后,文化学老专家或早已改行,或已谢世,可说凋零殆尽。可喜的是,有志于文化学研究的中、青年学者们,正以充沛的理论勇气,冲破了以为历史唯物主义包揽     

论孙中山的世界观在中国哲学发展中的历史地位

一、一个方法论问题 对于象孙中山这样伟大历史人物的世界观的研究和讨论,存在着不同的看法,这本来是学术研究的正常现象。值得注意的是,这种研究的出发点如果不一样,结论必然出现重大的分歧。研究孙中山的世界观,到底应该从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经典作家的现成结论出     

东游访学散记

由日本筑波大学和国际科学促进基金会(Foundation for Advancement of International Science)主办的“第八届退溪学国际学术会议”于1985年8月底在筑波大学举行,应邀参加的各国或地区的学者_达二百零二人,其中南韩七十四人,日本七十六人,中国十九人,台湾十三人,欧洲十二人(西德四人、东德三人、英国一人、法国一人、意大利二人、捷克一人),美国七人,澳大利亚一人。中国学者来自高等学校和社会科学院两个系统,原来都是个别接受邀请的,但到了日本以后,我们一行常被称     

东游访学散记(续)

我们访问东京之后,又接受了到天理大学访问的邀请。天理大学是由天理教设立的大学,创办于1949年,设有文学、外国语学、体育学、教养等部和若干研究室。其中外语部颇有名气,课程开设较为详细,如关于中国语课程,不但设有我国的普通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