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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40年代,马克思与鲍威尔关于犹太人问题有过三个回合的论战。以犹太人问题为中心,聚焦于马克思对鲍威尔的批判,立足于马克思和鲍威尔的文本,可以看到,马克思在批判过程中对鲍威尔的思想进行了降格处理,主要体现在将鲍威尔人的解放的主张降格为政治解放的主张。这一降格处理根源于二者思想的深层分歧,即是否承认“市民社会决定国家”这一前提,只有承诺这一前提,才能说鲍威尔只能达到政治解放的高度而达不到人的解放的高度。未澄清并重视此前提而径直将鲍威尔的主张定性为政治解放,既会掩盖鲍威尔对人的解放的关切,也会模糊马克思和鲍威尔的深层分歧所在,不利于深刻理解马克思思想的独到之处。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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鲍威尔、马克思和赫斯都试图将犹太人问题与现代社会的普遍问题相关联,诊断犹太人问题的现代病根,但三者做出了不同的诊断。鲍威尔认为是宗教本质的局限性与特权的效力,马克思却认为是市民社会的利己主义冲突,赫斯则认为是种族-民族冲突。虽然现实中的犹太人问题糅合了宗教、特权、市民社会利己主义、种族、民族等多种因素,在此意义上可以说鲍威尔、马克思和赫斯都切中了犹太人问题的现实。但是,三者的诊断并不能等量齐观,因为三者分歧的焦点不在于犹太人问题是什么,而在于现代意义上的犹太人问题是什么。综合考虑三者的理论眼光和现代社会的总体图景变迁,本文认为,相比于鲍威尔和赫斯,马克思的诊断更具有现代意义。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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