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修·李普曼（1923～2010）

去年12月26日,美国哲学家和教育家马修·李普曼在新泽西州西奥兰治去世,享年87岁。李普曼是儿童哲学的创始人,是他发起了让全球在校儿童都掌握哲学的教育运动。     

情感主义德性伦理学：一种当代的进路

在当代德性伦理学的哲学思潮中,较之于学者们普遍重视的亚里士多德的理性主义传统,相对受到忽视的休谟的情感主义传统反倒更有可能为我们提供一种德性伦理学在当代复兴的思想源泉,在与儒家德性论会通的语境之下尤其如此.当代道德发展心理学的研究印证了休谟的移情观念,而这一移情观念又可以用来对道义论进行一种情感主义的辩护,即一种建基于移情观念的当代情感主义德性伦理学.     

作为21世纪一门综合性跨学科的跨国公共哲学观念

一、引言 “公共哲学”这个术语似乎是在20世纪,特别是在讲英语的世界开始使用。然而,假如我们把公共哲学这个概念定义为“从哲学上探讨诸如政治合法性、社会正义、战争与和平、环境问题、公共记忆等各种各样的公共问题的哲学”,那么,可以在西方国家及东亚国家的经典作品中找到与此相当的概念。确实,一种悠久的传统可以追溯到2000多年以前。例如,亚里士多德主义实践哲学在古希腊被提出,这种由伦理学、政治和修辞学组成的哲学可以被视为西方国家公共哲学的源头。     

无神论（二）——一个哲学的证明

无神论者的道德 上述批评主张无神论和低劣的道德品格相关。无论如何．无神论的批评家们可以认为．尽管无神论者的道德水准并不比信仰上帝者低劣．但是他们却没有可以证明为正当的理由说明他们能够这样。因此．无神论者的问题．不是他们的道德品格比有神论者低劣．而是他们不能为他们的道德行为提供似乎可信的基本原理。     

人文科学中的考古学

考古学按照它的希腊语辞源的意义，乃是对于人类过去的研究，因此理所当然成为人文科学的组成部分。它出现于启蒙运动寻求一种理性的手段来探索人类生活，定居，耕种土地，以及构建社会、城市、国家的方式之时。考古学家们从哲学的层面研讨人们是如何“以自然状态”生活的。他们致力于确立原始人及较远的祖先所存留的遗迹年代上的传承性。     

盛唐时期的道教与政治

本文是英国学者巴雷特教授代表作《唐朝道教研究——中国历史上黄金时期的宗教与帝国》一书的第三部分,从宗教与政治的角度论证了武周之后中宗、睿宗以及玄宗时期的道教与皇权之间的关系,着重从佛道地位的变化分析道教在中唐发展盛极一时,成为当时与儒家治世之道相抗衡的国之重策的原因。     

卡尔·马克思与犹太人问题

卡尔·马克思通过苦难寻求美德。他以某种社会反抗的方式寻求美德,是其早年生活经历的结果。但是,他对自己犹太人出身的反应决定了他反抗的方向:经济领域。他关于犹太人问题的第一篇论文将犹太人描绘为贪婪的金钱操控者。几年之后他依然在抨击贪婪的金钱操控者,但他的攻击目标已经从犹太人转向资本家。马克思从未否认他早年关于犹太人问题的文章,但在抨击富人时,他不再将反犹太主义作为一个基本要素。在他关于历史的唯物主义理论以及资本主义概念的最终论述中,犹太人和反犹太主义都不再重要。迄今人们经常重提马克思关于犹太人问题的早期著述以试图证明恰恰相反的观点,即马克思的共产主义是一种反犹主义的学说。     

考古学家在当代社会中的作用

对考古学的目的进行探求并非无益。这门学科像A．施纳普告诉我们（1993）的那样,从人类最古老的时代起就存在于埃及、美索不达米亚、中国、希腊（卢克莱修论人的起源）。它推动人们关注自己的先人和他们的遗迹,这些遗迹最初从口头传统中得知、随后通过文艺复兴时期的收藏家、18世纪的古玩家、19世纪的史前史学家和20世纪的考古学家进行的越来越系统的发掘所展现的景观中可以直观地看到;它先是通过解读最古老的文字文本,随后通过发现的文物的物质文化,最后通过重构考古遗址、景观、地域和社会丰富了历史学家们的史料。     

罗尔斯理性契约论中的错误

在《正义论》(1971)出版20年之后,罗尔斯公开声明,在理论中将正义理论描述为理性选择理论是部分错误的.这里包含两个主要的问题,它们关系到构建原初状态和两个正义原则的最大最小值的推论.由于在霍布斯的模型中,道德与理性是不相关的,所以罗尔斯试图构建一个公平的原初状态.因此罗尔斯的理性契约论证明是理性而公平的模型.但是这个模型犯了道德假设先于理性的循环错误,而这一点或许是理性上任意的.而且,由于它具有非常保守的规避风险的心理态度,罗尔斯就无法表明,在两个正义原则的最大最小值的策略推论中,较高级的理性会凌驾于其他策略中的理性.这些就是罗尔斯不得不承认错误的原因.出于他的正义理论的辩护策略,罗尔斯转向了康德的自由概念和平等的道德人的概念,而围绕康德的概念是存在一些争议的.     

医学伦理研究之文化背景关注

医学伦理研究与文化关系密切,医学本身就具有深厚的文化内涵.医学伦理研究与文化的关系可以通过医学伦理的文化纷争与道德陌生者两个事实得到例证.当代中国医学伦理学的发展更多地表现出对西方医学伦理理论的移植,而对中国社会特定文化背景的关注不够.立足民族深厚的文化背景,对外来研究成果进行本土化基础上的借鉴与吸收,将是发展中国当代医学伦理学的良策与必由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