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7年前俄国东正教传教团在华开立学堂考略

俄国传教团在华办学经历了近百年历史。从1822年至19世纪末,传教团仅限于在北京城及周边农村开立学堂,招收对象主要是雅克萨战役俄俘后裔和贫苦家庭子弟。庚子之变之后,为扩大在中国的宗教影响,进而达到文化侵略的目的,传教团开始将办学范围扩展至直隶、河南、湖北、江西、江苏及浙江等省。然而受各种条件制约,俄人所办学堂大多规模偏小,存在时间不长,在人才培养上也少有建树。     

俄国驻北京传教士团东正教经书汉译与刊印活动述略

东正教经书的翻译和刊大体经历了三个时期。从1715年首届传教士团来华到1858年《中俄天津条约》签订为第一时期。俄国传教士团并不重视东正教经籍的翻译,只有个别成员进行过这方面的尝试。第二时期从1858年到1900年。传教士团配合《中俄天津条约》中有关允许俄国人自由传教的规定以及《中俄北京条约》对传教士团职能的调整,着手翻译经书,为大规模传教进行准备。1900年到1917年为第三时期。在1900年义和团运动中遭受重创之后,1902年俄国在中国设立主教区,传教士团利用庚子赔款大力发展东正教势力,经书翻译和刊印达到高潮。     

清代俄罗斯馆与北京黄寺的交往——以19世纪20-30年代俄罗斯馆成员记述为基础

19世纪20-30年代驻京俄罗斯馆成员在其日记、纪行和书信中留下了大量与黄寺敏珠尔四世活佛往来交谒的记述,内容涉及中外地理、科学、宗教、医学和绘画等诸多领域。俄罗斯馆成员主动晋接活佛及亲信以探听西藏情势,向其学习藏蒙语言,深入了解藏传佛教,为发展俄国东方学和统治境内蒙古民族服务,而敏珠尔四世则希望借助在京外国人了解外部世界,满足自身的求知和学术需要。从敏珠尔四世在俄国人帮助下撰写《世界广论》,到王西里摘译此书完成《西藏地理》,再到科瓦列夫斯基等人的蒙古学和佛学成就,皆对促进中俄文化交流发挥了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