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感主义德性伦理学：一种当代的进路

在当代德性伦理学的哲学思潮中,较之于学者们普遍重视的亚里士多德的理性主义传统,相对受到忽视的休谟的情感主义传统反倒更有可能为我们提供一种德性伦理学在当代复兴的思想源泉,在与儒家德性论会通的语境之下尤其如此.当代道德发展心理学的研究印证了休谟的移情观念,而这一移情观念又可以用来对道义论进行一种情感主义的辩护,即一种建基于移情观念的当代情感主义德性伦理学.     

礼义教化:荀子伦理-政治共同体文化理想的精神

伦理学所承诺的“优良生活”,其要有二：其一,德也;其一,福也。德福一致,义命两全,方为至善。在儒家,义在价值上独立且优先于命。然而,对于至善的实现,义只是必要而不充分的条件。为德福一致故,与康德从道德走向宗教不同,荀子从道德走向了政治,寻求通过社会的良治实现生命的完满,呈现出一种独特的伦理-政治共同体文化理想。首先,“国无礼则不正”,荀子主张礼治,而其赖以治国的“礼义”实兼具伦理与政治双重意涵,贯通着个体的完善与共同体的完善。其次,“君子治治,非治乱也”,荀子将政治共同体的正当性基础建立在个体的完善之上,以此判定政治的优劣。再次,“凝士以礼,凝民以政”,荀子对法的吸收并非所谓“外在道德”的歧出,而只是礼治的一种变奏,最终亦以自我完善为导向。整体而言,荀子在肯定共同体本位的同时,保留了个体与共同体之间的张力,从而维系着批判共同体可能走向异化的价值基础。对于儒家政治哲学的当代更新而言,荀子伦理-政治共同体文化理想不失为一种可能的理论资源。     

仁者自爱:儒家传统的道德生命观及其哲学基础

"仁"是儒家最基本、最核心的道德观念。在"仁者爱人"的层面,儒家仁道的基本精神在于要求行动者为他人而抑制自我、奉献自我。然而,如果仅仅停留在对"为他"向度的单纯强调之上,则儒家的仁道就可能沦为一种对行动者自身缺乏积极价值关怀的片面的自我否定。因而,在"为他"的深处还要体认到"为己",而这一语境之下的"为己"是在"成己"的意义上而言的,其实质内容在于行动者道德生命在深刻意义上的自我实现,这就是儒家"仁者自爱"观念的基本内涵。在伦理学的意义上,只有在仁者自爱的基础之上,仁者爱人方始成之为一种真正出于行动者自律的道德实践。由自律而行为,"爱人"也就具有了"为己"的性质,而不再是单向度的"为人",从而扬弃了道德规范的外在性与异己性,而这也正是孔子所倡导的"仁者安仁"的逻辑基础。     

君子上达:儒家人格伦理学的理论自觉——以陈来先生《儒学美德论》为中心

陈来先生新著《儒学美德论》借镜美德伦理学把握美德伦理研究中的中国问题,思考儒家伦理的现代意义,寻找中国道德思想的出路,促发了儒家伦理学的理论自觉,开辟了当代儒家伦理学发展的新路径.沿着陈先生的理路系统地探讨儒家伦理学的理论形态,可以发现:不同于以行动为中心的规则伦理学,作为一种(广义的)美德伦理学,儒家伦理学以行为者为中心,核心主题在于"应该成为什么样的人"(以及"如何成为这样的人");同时,儒家伦理学超越了"行为与品质"/"规则与人格"二元对立的伦理学范式,克服了当代西方美德伦理学美德观念的狭窄性和抽象性,而是朝向一种整体性的理想人格.特别地,儒家理想人格不仅追求道德上的完满,更进而寻求在天人关系中安顿生命与价值,具有深切的形上意蕴.整体而言,在反思和批判现代性的背景之下,儒家伦理学蕴示着一种相对更优的未来伦理学的建构路径.     

论儒家王道理想的道德基础及其现代困境

基于政治正当性根源于民的政道观,儒家要求为政者以仁心行仁政。而道德层面的“仁(心)”并不以现实层面的政治分界为限,在必要的时候,亦将寻求超越甚至摧毁现实政治的界限,以改善暴政之下的民众的人道境遇,是为王道政治的道德基础。这显然是一种理想化的价值优先的政治观念。然而,此种政治格局并非常态。一旦进入华夷之辨的语境,价值认同与政治认同之间的张力就将无可避免地凸显出来。在民族国家意识普遍觉醒的现代世界,二者之间的缠绕、撕扯势必更加复杂。有鉴于此,在现代语境之下,传统儒家王道理想可能需要某种更温和的理论表达。     

当代儒家伦理研究的方法论省思

整体而言,儒家伦理自成系统,非任何一种西方伦理学理论所能够范围。当然,这并不就意味着西方伦理学理论进入当代儒家伦理研究领域必然地是不合法的。在方法论的意义上,后果论、义务论、德性论三种伦理学进路下的儒家伦理阐释各有所当,亦各有所偏。相对而言,儒家伦理与德性论在理论旨趣上表现出更为深刻的契合性。有鉴于此,当代学者做儒家伦理研究,在方法论上有必要保持自觉的反省意识,对西方伦理学理论的意义和限度应有足够的警醒,从而得以在两种不同的伦理学传统的哲学会通中把握一种恰当的分寸感。     

荀子诚论发微北大核心CSSCISSCI

本文尝试透过一种精神修持的视角考察荀子的诚论思想。在战国时代的心术思潮中,荀子的"治气养心之术"代表了一种典型的儒家的心术理论。本文指出,作为一种精神修持(心灵修养)的方式,荀子的诚以道德修养作为理想和目的。并且,在其自然主义人性论背景之下,诚的思想在荀子整个道德修养学说中具有一种特别的理论意义。本文特别指出,以诚养心的修持过程也正是心逐渐理性化、精神化,进而最终转化为道德理性主体的过程。最后,对诚的实践的分析表明,荀子的诚主要表现为行为主体在内在的心志上专一于对道德理性的信守和贯彻,从而为以心治性的道德修养实践提供了主体基础。     

早期儒家乐教传统的演进及其当代价值

古代中国的乐教传统源出西周—春秋时代的礼乐文明,并非自儒家而始。礼乐之治下的乐教形态,以厚人伦美风俗为教化手段,而以善治作为基本的政治目标。相应地,其间的道德观念也还处在政治话语的笼罩之下。这一乐教传统发展到孔子这里,开始演化出了具有根本意义的新面向:在重视乐教政治功能(移风易俗)的同时,孔子开始深入到个体的层面沉思乐之于生命完满的价值(成于乐)。委实,儒家之前的知识阶层对乐之于个体生命的修养价值就已经有了相当的理论探讨,不过这些讨论还停留在养生的层面,大致未脱卫生之术的范围。早期儒家则一改养生的话头,转而以养德作为中心的关切,发展出一套完整的以乐成德的修养论,而大成于荀子和《礼记》。这一乐本修养论(music-based cultivation)以自然情感治理为内容,试图通过性情训练为道德实践提供必要的主体保证。在早期儒学的脉络中,这一修养论的哲学基础可以通过《中庸》的中和观念得到合理的解释。最后,在一个高度物化的现代社会,人文性的乐本教养传统在日常生活中的回归,对于我们追寻好的生活具有特别的价值和意义。     

荀子养心说新探——一种精神修持理论视域下的考察

本文尝试透过一种精神修持理论的视角考察荀子的养心理论。在战国时代的心术思潮中,荀子的"治气养心之术"代表了一种典型的儒家的心术理论。荀子提出最好的养心方法在于诚("君子养心莫过于诚"),本文则指出,作为一种心灵修养(养心)的方式,荀子的诚以道德修养(养德)作为理想和目的。并且,在其自然主义人性论背景之下,诚的思想在荀子整个道德修养学说中具有一种特别的理论意义。本文特别指出,以诚养心的修持过程也正是心逐渐理性化、精神化,进而最终转化为道德理性主体的过程。最后,对诚的实践的分析表明,荀子的诚主要表现为行为主体在内在的心志上专一于对道德理性的信守和贯彻,从而为以心治性的道德修养实践提供了主体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