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安法师:佛教中国化的先行者

一梁启超先生把中国佛教史"中分为二期",一为两晋南北朝的输入期,二为隋唐的建设期。当然,梁先生不是一刀两断式的切分,他补充说"实则在输入期中,早已渐图建设,在建设期中亦仍不怠于输入,此不过举其概而已"(参见《中国佛法兴衰沿革说略》一文,梁启超著《佛学研究十八篇》,商务印书馆2017年版,第12页)。     

略论中央政府管理之下的活佛转世

<正>一藏传佛教作为中国佛教三大支系之一,除具有宽广深厚的佛教共性之外,还有着因其特殊历史文化渊源、宗教情感体验、法脉传承轨制和信教群众需要而形成的鲜明个性。活佛转世,就是其鲜明个性特征中的一个显例。活佛转世的由来,最早要追溯到公元1193年。这一年,藏传佛教噶玛噶举派创始人都松钦巴(1110-1193)圆寂前向徒众开示,他将以应身(化身)转生人间、绍隆佛种。继他之后的该派高僧噶玛拔希(1204-1283),     

论杨仁山居士对振兴晚清中国佛教的贡献

<正>从汉至清,中国佛教一路跌跌撞撞、兴衰起伏。到了晚清,又进入了一个明显的低谷期。于大的环境来讲,列强环伺,国势颓危,朝野抱守“老大中国”思维定势闭关锁国,被坚船利炮打开大门之后才发现,原来天朝的政治、经济、科技、军事已落后于世界。国运如此,佛教也气息奄奄：嘉道以来,太平天国运动对佛教冲击甚重,恢复元气尚需时日;作为“兴学振国”的措施之一,“庙产兴学”成为一时风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