汤用彤学述

以研究文化守成主义而知名的美国汉学家艾他先生引用乃师费正清之言回：“自从与西方沟通后，中国历史稍微容易理解些。因为在接触后，中国人多少有些关于西方文化的认识，观念、思想上容易与西方人沟通”（见《关于文化守成主义的对话》，《原学》第二辑页16，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5年）。此论虽隐含着令人莫可奈何的话语霸权，却也道出了一个不争的事实。然而，在这个轻飘飘的“稍微容易理解些”的背后，却是几代中国知识分子在心灵深处饱受由古今中西之争所带来的沉重的心理负荷一那既是思想学派的纷争，更是个体心灵的撕裂。曾经有肯…     

如切如磋,砥砺相生——《探寻真善美——汤一介先生80华诞暨从教55周年纪念文集》编者前言

丁亥(2007)年正月十五是著名中国哲学史家、哲学家汤一介先生80华诞,为示庆贺,我们编辑出版了这部《探寻真善美——汤一介先生80华诞暨从教55周年纪念文集》。在发出征稿信之前,我们得知汤先生希望文集以商榷为特色,所收论文最好能针对汤先生已经提出的一些问题和观点,发表自己独到甚或不同和相反的看法,当然,也欢迎其他文章。据此,我们在征稿信中列述了以下八个题域,供作者选题撰文时参考:     

略论17世纪的一项宗教文化试验方案

17世纪被很多学者视作早期现代性的起点,其中一个重大的思想史事件是培根提出将试验法引入到对自然和世界的理解之中。而中国的儒家天主教徒与传教士则在南京教案中提出了一项宗教文化试验方案,其核心原则是通过试验之法论证儒耶相合基础上的天主教的正统性,次要原则是吁请朝廷通过试验对天主教与释道平等相待,予以容纳。这些原则虽然彰显了一些儒家天主教徒较为开放健全的文化心态,却与同样在17世纪产生的早期现代性的一些关键观念(如洛克提出的政教分离、良心自由、宗教自由)颇有距离。但是,就是这样一项温和的试验方案却遭到了最高统治者拒斥,这预示着政主教从和儒教正统支配的传统还将在路径依赖所形成的惯性中运转相当长的一段时间。     

汤用彤对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思想脉络的疏寻

２０世纪的中国佛教史研究可谓硕果累累，在老一代学者中，汤用彤先生的相关著述尤其是《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可以说是这些硕果中的“最有权威之作”。其原因在于，汤氏的研究不但“训练极精，工具也好，方法又细密”①，而且既有宏观的宗教哲学之导引②，更有新人文主义的文化诉求为其提供动力，此即取譬于中古中印文化交流史，为“昌明国故，融化新知”③、建构中国新文化提供借鉴与资源；并借助于对中国佛教史的研究，“俾古圣先贤伟大之人格思想，终得光辉于世。”④ 汤用彤在中国佛教史这一领域里所作出的贡献颇多，本文仅拟综述其…     

利玛窦对佛教的批判及其对耶稣会在华传教活动的影响

本文考察了明末来华的耶稣会传教士之代表人物利玛窦对佛教的批判及其对耶稣会在华传教活动所产生的正负两方面的影响。作者认为，利氏主要是出于策略性的考虑而展开对佛教的批判的，他对佛教的批判触及到了佛教的一些核心教义和宗教行为，但其中有曲解，且独断性成分居多。此种批判一方面为一些士大夫反思和批判传统中国文化和宗教提供了新的视角，使他们能较轻易地克服改宗的心理障碍，最终弃佛归耶，另一方面则激起了一些佞佛的士大夫和名僧们的反击，人为地增加了天主教在华传播的障碍。作者主张，为尽量避免宗教间的冲突，必须遵循一些规范，展开建设性的对话和反思，以求各种宗教的和平共处     

从利玛窦对儒学的批判看儒耶之别

明末以利玛窦为代表的传教士来华之根本目的是以天主教归化并改变中国,但儒学的强大力量及当时的中国社会状况不仅未能使传教士们达到其目的,相反,“理性的狡狯”却使中西文化皆受益于以传教士为媒体的文化交流。为了在中国立稳阵脚,传教士们不得不与儒学进     

现代社会中的意义共契与公民宗教问题——兼论儒教可否建构为中国的公民宗教

公民宗教问题是一个亘古常新的问题,其重要性在现代社会中尤其突出。在推行政教分离这一原则的现代社会中,公民宗教乃是公共生活这一领域中的意义共契之来源。但是,公民宗教并不像一些学者宣称的那样只有先知功能,事实是,公民宗教既有先知功能,也有教士功能。中国思想界试图将儒教建构为当代中国的公民宗教以提供民族凝聚之精神资源的方案,可能会因为其遭到的诸多质疑而难以落实,或者说很难行得通。     

从休谟-康德假说看徐光启倡导的竞争观念之意义北大核心CSSCISSCI

在中西文化交流史、中国科技史、中国思想史和中国天主教史上,徐光启（1552—1633）都是一位足以彪炳青史的大家。职是之故,对徐光启在各个领域里的贡献所做之研究业已相当广泛和深入,相关研究成果可谓汗牛充栋。因此,笔者有一种感觉,似乎可说的不重复的话已经不太多了。有鉴于此,笔者仅拟从观念史的角度出发,根据休谟一康德假说对徐光启倡导的竞争观念之意义略陈管见,以求教于大方。     

深契冥赏始近真——周伟驰《奥古斯丁在中国》序

<正>大约是在上个世纪90年代末的某个春学季，我在燕园讲授一门本科生课程，内容是中国基督教史。有一次请了一位欧洲汉学家(柯毅霖)随堂做个有关明末天主教在华传播和发展的讲座，那时这样的讲座好像司空见惯。令我惊讶的是，周伟驰博士居然在听众之列，且饶有兴味地端坐聆听着。惊讶的原因是，我知道他的博士论文做的是奥古斯丁思想研究，反响很好，惟不解他为何来听这样似乎与其研究不甚相干的讲座。也许是这位早已在燕园闻名遐迩的诗人才子兴趣广泛?我暗自思忖道。     

汤用彤宗教思想探析

如果说“五四”前后的新文化运动是一场启蒙运动的话，那么，或许可以说，它的精神特征则“是在一切人生问题和思想问题上要求明白清楚。”（李长之《迎中国的文艺复兴｝））烙刻在新文化运动思想大台上的“科学”“民主”口号，实质上是向人们作出以澄明无蔽的工具理性创造中国通向自由之阶梯的承诺。二十年代初在科玄论战中高举科学大旗的思想大师们甚至认为，此种承诺之兑现端赖于将答美众生的人生观统一在明白清楚的科技理性的基石上。在他们看来，人生的～切问题在科技理性面前都会焕然冰释。对此种乐观的理性主义，我们固然不能象李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