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母体罚与儿童发展关系的研究

体罚是亲子关系研究领域中一个最有争议的话题,赞成体罚的研究者认为体罚不会对儿童的发展产生消极后果,而反对者认为体罚与儿童的道德内化、侵犯、心理健康、认知能力等都有密切关系。作者从体罚的效果、影响因素等方面对其进行了阐述。最后,指出了以往的研究缺陷、值得进一步探讨的问题及展望。     

近世思想传统中的政治正当性理论及其启示:以儒学"洪范模式"为视角

本文以儒学"洪范模式"为视角,考察了近世思想传统中的政治正当性理论.这个思想范型以大法意识为根本基础,其内转趋向使道德精神成为政治秩序的正当性前提.其中包含的两个基本动向--人极意识中的理想人格与守制性则为政治权威提供了直接的正当性理据.这些观念层层转化,互相支持而又存在张力,构成了正当性论述的意义网络.上述模式代表的正当性观念在现代思想演变中仍然有其广泛影响力,特别是道德精神与人极意识的理据,为了解正当性论述的范式转化提供了重要的线索与启示.     

投身实地:实践观的近世形态及其现代启示

作为一种系统而有力的思想论说,中国政治文化中的实践观在儒学近世化过程中逐渐凸显并得到强化.它透过文化上与佛老、法家现实主义和汉唐儒学的竞争明确了自身的入世价值取向与正当道德基础.作为这种价值取向的担当者,儒家士大夫在近世政治中的主体意识上升,更加强调将学术与实践结合的使命感,积极投身于改革主义主导的政治参与和社会改造.他们表现出非常自觉的实践意识,其观念以天理与实践、道德实践与政治实践为核心议题,在实理实学的前提下蕴含着超越意识与批判精神.理学与事功学代表的两种实践观模式则体现出儒学内部关于德性论、知行论与体用论的认识两歧性.以近世模式为背景,现代实践论经历了巨大而深刻的转型,意识形态与实践的关系愈趋复杂,实践的主体、范围、方式和精神气质表现出历史的延续与转变.其中,实践迷思对于当下心智的影响值得深入检讨.     

儒学与经世:南宋儒者薛季宣的事功精神

事功精神是南宋儒者薛季宣受时代影响最为深刻的精神特质。由于薛氏特殊的身世经历,它在秦桧专权的压制氛围中形成,经历了武昌任官的考验,在地方士大夫群体中疏离政府的倾向与孝宗初期的功利风气之间左右抵挡,彰扬了以儒学经世的实践信念。事功精神能够发挥儒学对政治现实的道义批判性,但对政府路径的依赖成为其内在的限制,造成难以克服的困境。他和朱熹等道学家之间的分歧,则代表了南宋儒学内部迅速而剧烈的分化变动。其中,经世取向的选择对儒家精神的体认具有重要意义。     

文明冲突，还是文明化合?——从钱穆礼教论省察亨廷顿命题的困境与出路

针对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和国家认同论，能否提出基于中华文明的系统性、批判性思考在新时代愈发显示出切要性。钱穆从宗教学切入中外文明比较，特别注重阐发与心教相为表里的礼教论，将其置于文明类型说的立国政教视野中加以鉴别，预示出亨廷顿命题的一个替代性思路。透过礼教论，钱穆极富创见地为甄辨中西宗教树立了新的坐标体系，即是否与人类群体的人文大道合为一体。对应文明形态的一体论与两体论，礼教是前者典型，既能涵化外来宗教，同时形成了政教与政学的一体二维。中华文明以一统和合为立国形态，主张政教相互维制，推重礼治，不同于西方以多统斗争为立国形态，主张政教分离而尚法治。无视这个文明异同，现代西方国家树立文明霸权、非西方世界追求“西化”、进而与西方冲突，这是西方普世主义推演出的三重悲剧性前景，亨廷顿命题仍未突破此困境。中国广土众民、绵延数千载的文明传统，为我们开示了超大规模群体聚合的实践智慧，是礼教论优越于冲突论的历史张本。钱穆强调现代中国应该在立国政教、经济和政治体制上继承并开拓自己的文明道路，在东亚地区担负起主导责任，引入进取协和的文明化合机制，逐步为人类大群提供促进现世和平发展的公共品。对于人类文化而言，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