秒回?信息通讯技术时代的职场通讯压力

职场通讯压力是指员工想要快速回复基于信息通讯技术(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 ICT)的工作消息而体验到的紧迫性, 现有研究对其成因及影响路径的探讨较为零散且缺乏系统性认识。基于工作要求-资源模型并结合努力-恢复模型, 讨论作为工作要求的ICT使用以及作为个人要求/资源的个体因素对职场通讯压力的前因作用; 探讨职场通讯压力因阻碍恢复活动而对员工身心健康以及工作和家庭领域产生的消极影响, 以期增进对职场通讯压力的全面了解, 丰富现有研究对ICT使用后果的认识, 并为未来研究的展开以及员工职业心理健康干预实践提供参考。     

自我表现还是自我防卫？职场负面八卦对八卦目标行为策略的影响机制

基于社会认知自我调节理论,本研究探讨了职场负面八卦对八卦目标行为的影响机制。对214份员工和领导配对问卷的分析结果表明：羞愧在关于自身的职场负面八卦和印象管理、职场排斥之间起中介作用;关于同事的职场负面八卦对羞愧的中介效应起到调节作用,关于同事的职场负面八卦越弱,关于自身的职场负面八卦通过羞愧对印象管理及职场排斥的预测更加明显。     

职场排斥对员工家庭的溢出效应：归属需求和工作家庭区隔偏好的作用

以往研究证实了职场排斥会对员工组织内诸多方面产生危害, 然而关于职场排斥向组织外部特别是家庭领域的溢出效应还知之甚少。本研究基于资源保存理论构建了一个有调节的中介效应模型, 探讨职场排斥对员工家庭贬损和家庭满意度的溢出效应和具体机制, 研究结果表明：(1)职场排斥对员工家庭贬损有显著正向作用, 对家庭满意度有显著负向作用; (2)工作压力中介了职场排斥与家庭贬损和家庭满意度的关系; (3)员工归属需求调节了职场排斥对工作压力的影响, 同时调节了工作压力在职场排斥与家庭贬损、家庭满意度之间的中介效应; (4)员工工作家庭区隔偏好调节了工作压力对家庭贬损和家庭满意度的作用, 并且调节了职场排斥通过工作压力对家庭贬损和家庭满意度的中介效应。     

职场排斥对培训行业员工建言行为的影响——有调节的中介作用模型

研究采用问卷法,以安徽、天津的培训机构中的401名在职员工为研究对象,以组织支持感作为中介变量,以积极心理资本作为调节变量,从资源保存理论的视角探讨了职场排斥对员工建言行为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1)职场排斥对员工的建言行为具有负向预测作用,职场排斥水平越高,其建言行为水平越低。(2)组织支持感在职场排斥与建言行为之间起中介作用,职场排斥通过组织支持感影响员工的建言行为。(3)组织支持感的中介作用受到积极心理资本的调节,积极心理资本会增强组织支持感的中介作用。     

职场负面八卦对科技人员创造力的影响机制研究

以职场“冷”暴力理论为切入点,采用层级回归和拔靴法对327份样本数据进行分析验证了职场负面八卦对科技人员创造力的影响机制。结论：职场负面八卦对科技人员的创造力有显著的抑制作用,人际信任在上述关系中起到中介作用;情绪智力在调节职场负面八卦和人际信任之间关系的同时,也调节了人际信任的中介作用,而且当科技人员的情绪智力水平较低时,人际信任的中介作用更为显著。     

基于认知和情绪反应的工作场所无礼行为发展模型

无礼行为在工作场所中广泛存在, 但由于其强度低、意图模糊等特征, 从而使组织很难有效地甄别、预防或控制它。在总结工作场所无礼行为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 笔者展开了下列三方面的工作：首先, 厘清无礼行为与其他相关不良行为的概念边界; 其次, 梳理了工作场所无礼行为的相关理论模型的发展进程, 主要介绍情绪认知评价理论模型、情感事件理论模型和无礼行为的情绪反应模型; 最后, 基于目前研究存在的问题和不足, 主张建构一个以认知和情绪反应为中介, 以社会文化、人格和组织因素为调节变量的无礼行为的模型, 并建议未来的研究运用纵向实验设计的方法来确定各变量之间的因果走向, 以求进一步丰富、完善和深化无礼行为的发展机制模型。     

急诊护理人员遭受医院场所暴力探讨

医院暴力事件愈演愈烈,严重威胁到医务工作者的安全与健康,成为医疗卫生领域的国际关注点。我国急诊科护士的医院场所暴力发生率高,尤其以心理暴力最为普遍。通过明确医院场所暴力的深刻内涵,论述了国内外急诊护理人员工作场所暴力的发展现状及特点,以及阐述广大急诊护理工作者对医院场所暴力的认知与需求。结合国内外先进经验,探究出系统、有效的暴力应对策略,以期减少医院场所暴力伤害,为相关部门制定保护措施提供参考。     

受害者视角下职场不文明行为对组织公民行为影响的双路径机制

本文基于资源保存理论,探讨职场不文明行为对组织公民行为的影响机制及作用边界。通过问卷调查315份员工和领导的配对样本数据,结果表明：职场不文明行为负向预测组织公民行为,情绪耗竭、组织自尊中介了职场不文明行为与组织公民行为间的关系;心理韧性调节了情绪耗竭、组织自尊在二者间的中介作用。     

The status of the concept of intelligence

Psychometric studies have shown that “general intelligence” should be broken down into the ability to apply learned solutions to new problems (crystallized intelligence) and the ability to deal with novel intellectual problems (fluid intelligence). This distinction has been amplified upon by studies of individual differences in information processing. Crystallized intelligence depends on the problem-solving schema that people have acquired and upon their efficiency in accessing information in long-term memory. Fluid intelligence is associated with the ability to access and manage relatively large amounts of information in working memory. Measures of fluid and crystallized intelligence are important predictors of objectively measured workplace performance. Studies of actual and simulated workplaces have shown that this is largely due to differences in people's ability to manage information and the speed with which the details of a job can be grasped.     

工作场所排斥后的应对:期望和效价的作用*

基于期望-效价理论探讨了期望(关系修复可能性)和效价(关系重要性)对工作场所排斥后应对行为的影响。研究1采取回忆范式证实了遭遇工作场所排斥后个体将以积极、消极或不作为行为进行应对,而期望和效价对应对行为有显著预测作用;研究2在研究1基础上,通过情境问卷对期望和效价进行操纵,进一步验证了期望、效价与应对行为之间的因果关系,即关系修复可能性越大、关系越重要,个体越倾向以积极而非消极行为进行应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