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效价、新产品类型与调节定向对在线评论有用性的影响

对于新产品推出的成功与否, 较早采用者的评论和建议的影响相当巨大, 本研究通过两个实验研究评论效价(正面评论/负面评论)、新产品类型(渐进性新产品/革新性新产品)和调节定向(促进定向/防御定向)对新产品在线评论有用性的影响。实验1设计为2(新产品类型：渐进性新产品/革新性新产品)×2(评论效价：正面/负面)的组间操控设计, 结果表明：相对于渐进性新产品, 负面评论对革新性新产品的有用性更高, 正面评论对渐进性新产品和革新性新产品的有用性差异不显著。实验2设计为2(新产品类型：渐进性新产品/革新性新产品)×2(评论效价：正面/负面)×2(调节定向：促进/防御)的组间操控设计, 结果表明：促进定向的个体认为正负面评论有用性差异不大, 而防御定向的个体认为负面评论有用性显著高于正面评论; 对于促进定向的个体来说, 新产品类型对于评论效价对评论有用性的影响有调节作用, 而对于防御定向的个体来说, 新产品类型的这种调节作用则不存在。     

品牌形象系统的因素结构

采用问卷法以446名大学生为被试,运用探索性因素分析探讨了不同产品类别（牙膏、运动鞋和随身听）的品牌形象的构成因素,然后以整体分配法确定了各因素的权重。结果表明:(1)品牌形象是由若干因素构成的有组织、有序的系统,这些因素分别属于功能成分和意义成分。(2)不同产品类别的品牌形象构成有共性,也有个性。(3)低外显产品的功能成分比高外显产品的功能成分重要。     

中介效应的三类区间估计方法

由于中介效应ab的估计量通常不是正态分布, 因此需用不对称置信区间进行中介效应分析。详述了三类获得不对称置信区间的方法, 包括乘积分布法(M法和经验M法)、Bootstrap方法(偏差校正和未校正的非参数百分位Bootstrap方法、偏差校正和未校正的参数百分位残差Bootstrap方法)和马尔科夫链蒙特卡罗(MCMC)方法。比较了三类方法在单层(简单和多重)和多层中介效应分析中的表现, 发现三类方法的表现相近, 与乘积分布法相比, 偏差校正的百分位Bootstrap方法表现较好, 但有先验信息的MCMC方法能更有效降低均方误。最后对中介效应不对称置信区间研究的拓展方向做了展望。     

评论不一致性对消费者的双面影响:产品属性与调节定向的调节

以往有研究指出在线评论的不一致性会给企业带来负面影响,也有研究发现存在正面影响。之所以会存在两种截然相反的结论是因为,以往研究没有深入分析评论内容,忽略了造成不一致性的根源所在。通过引入产品属性及消费者调节定向,力图解释以往两种看似冲突的结论。结果表明:评论不一致性会通过影响消费者对产品的风险和独特性感知进而影响其购买意向;垂直属性评论(水平属性)不一致性越高,越会激发消费者的风险感知(独特性感知),进而降低(提高)购买意向;并且消费者调节定向对产品属性的调节作用会进一步调节。     

完善我国公共财政卫生投入体制的研究

由于医疗卫生领域存在市场失灵,政府必须进行干预。公共财政则需承担其在卫生领域的责任,因此研究公共财政对卫生领域的投入,对于我国卫生事业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阐述了我国公共财政卫生投入的理论,描述了分税制改革以来我国卫生公共投入的现状及国际比较,并对此提出进一步完善的建议。     

自我建构对口碑两极分化产品偏好的影响及作用机制

口碑两极分化的产品, 指那些被许多消费者评价好的同时又被其他许多消费者评价不好的产品。随着个性化消费时代的到来, 满足个性化需求的产品遭受褒贬不一的口碑越来越普遍。当面临口碑两极分化的产品, 消费者如何认知? 哪些因素会影响消费者对口碑两极分化产品的偏好? 其中间机制与边界条件是什么? 回答这些问题对企业有效开展营销具有重要意义。口碑两极分化会提高消费者的购物风险感知, 引发“冲突”联想, 同时还可能使得消费者对目标产品产生感知独特性。这些特征契合了自我建构理论中独立型自我建构与依存型自我建构个体在独特性需求、冲突解决风格与调节定向方面的行为差异, 因而自我建构是影响口碑两极分化产品偏好的重要前因变量, 且独特性需求、冲突解决风格与调节定向是三条中介路径。购物风险水平、购物任务情境、消费场合公开性以及产品类型是以上中介效应的边界条件。     

社会拥挤对自我提升类产品偏好的影响

本文通过3个实验和对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的系统分析, 研究了社会拥挤如何影响个体的认知和行为。结果发现社会拥挤能够显著增强个体对自我提升类产品的偏好, 自我提升需求在其中发挥中介作用。此外, 社会公平感知和地区就业率对社会拥挤的这一偏好增强效应起到调节作用, 即当个体感知社会公平性高或身处低就业率地区时, 社会拥挤对自我提升类产品偏好的促进作用会被强化; 反之, 主效应会被削弱。     

The Relation of Personal Epistemology to Parenting Style and Goal Orientation in College Mothers

This study sought to establish the relevance of mothers’ epistemic beliefs to their parenting style and preferred academic goals for their child. College mothers (N = 163) from primarily working class families completed a variety of self-report measures including a modified version of Schommer’s [(1990). Journal of Educational Psychology, 82, 498–504] Epistemological Beliefs Questionnaire, the Parental Attitudes Questionnaire-Revised [Reitman, Rhode, Hupp, & Altobello (2002). Journal of Psychopathology and Behavioral Assessment, 24(2), 119–127], and several goal orientation scales. Results indicated that a view of learning as effortful and under the learner’s control and a view of knowledge as actively constructed were associated with an authoritative parenting style and with a preference for their child to focus on learning, improvement, and effort in approaching academic tasks. By contrast, a view of learning as quick, straightforward, relatively passive and as based in innate constraints and a view of knowledge as consisting of discreet, unambiguous facts were associated with authoritarian and permissive styles and the adoption of performance goals for one’s child. Portions of this study were presented at the annual meeting of the Society for Research in Child Development in Atlanta, April, 2005.     

广告代言人参与度研究:深层代言还是浅层代言?

有关广告代言人效果、消费者卷入的研究都曾引起学界的重视并已取得了丰硕的成果,然而,代言人在品牌代言时实际参与(卷入)的程度是否影响消费者对其代言效果的认识,当代言不同类别的产品时这种代言效果是否依然存在,此外,消费者的个性特点是否也会影响这种代言效果等仍需要理论上的深入探讨。本文通过2(代言人高参与度/代言人低参与度)×2(高认知需求/低认知需求)×2(享乐型产品/功能型产品)的实验设计,全面、系统地探讨了代言人参与的深浅程度对消费者品牌态度和品牌文化感知的影响,以及消费者认知需求对两者之间的调节作用。结果表明,无论是代言享乐型还是功能型产品,代言人参与程度都会对消费者品牌态度和品牌文化感知有显著的影响,而且消费者对于明星代言享乐型产品的品牌态度显著高于功能型产品。特别地,这种作用还受到消费者认知需求水平的影响。即当消费者认知需求水平高时,名人参与代言的程度会对其品牌态度造成积极的正向的影响;而当消费者认知需求水平低时,名人参与代言程度则不会对其品牌态度造成显著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