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理论心理学的几个问题

本文探讨三个问题,即理论心理学的基本涵义、主要内容与重要意义.认为理论心理学是研究心理基本理论与实际理论的一门高层次心理学,其内容包含基本理论与实际理论两方面的问题,其研究意义在于融合、辨别、构建、发挥、预测与指导.     

宽恕干预研究述评——宽恕在心理治疗中的作用

宽恕能帮助受害者消除愤怒、减轻痛苦,修复心理创伤。在西方,宽恕已被当作干预目标应用于临床和教育领域。结果表明,宽恕干预能明显减少来访者的愤怒、抑郁、焦虑等消极的情绪体验,增加积极的心理体验,如希望和自尊。宽恕过程模型以及REACH宽恕模型是目前最具代表性的两个宽恕干预理论模型。这两个理论模型均由若干环节构成。在这些环节中,定义宽恕、回忆伤害事件、建立共情、知觉到对他人的伤害、承诺宽恕以及克服阻碍宽恕的因素是促进个体宽恕的重要环节,是在宽恕干预过程中应特别注意的地方。     

警察职业倦怠的理论构建

职业倦怠是工作中的个体所体验到的一组负性症状,具有多维度的心理结构。参照有关文献和实证分析,编制了警察职业倦怠量表。通过对488名警察的探索性因素分析和84名警察的验证性因素分析,结果表明该量表结构清晰,信、效度良好,可以作为评鉴警察职业倦怠的有效工具。     

西方心理学理论分类体系的反思与建构

当代心理学不仅在研究对象上存在着分歧, 而且在理论和方法论取向上也是四分五裂, 以至于很难用一种逻辑标准将各种理论体系进行归类。西方心理学大多数采用的是时间逻辑分类标准, 将理论体系的发展变化通过时间线索呈现, 这样的理论分类虽然能帮助我们理顺理论流派的发展脉络, 但我们往往因无法比较而抓不住各理论流派的主要特征。近年西方理论心理学界提出以因果关系逻辑为标准的理论分类体系, 将心理学理论分为机体中心论、环境中心论、社会中心论和关系中心论, 这种标准容易混淆某些相近的理论, 出现理论的多向归属和无归属现象。文章提出以内容特征为指向的分类体系, 包括意识中心倾向、行为中心倾向、机制中心倾向和意义中心倾向。这种分类标准能部分弥补因果关系分类体系和时间逻辑分类的不足。而进一步开发出能够适应理论快速发展变化的理论分类体系将成为未来理论心理学的研究领域之一。     

知识划界、追赶焦虑与中国本土心理学的理论建构导向

科学心理学以方法为中心的知识建构策略,内在地要求它与常识心理学划界以谋求自然科学分支的学科地位,其代价是对人类心理之情感与意义维度的隔离。在移植西方心理学体系的过程中,科学心理学的争议也内含于中国心理学的发展轨迹中,同时还附加了学术边陲地区特有的学科追赶焦虑。中国本土心理学理论应突破科学至上的观念束缚,致力于发展具有现实解释力和价值引导力的人文主义导向的心理学理论,以切实解决中国现实社会中的心理问题,并在世界心理学界发出真正的中国声音。     

中西医理不可通约之反思

中医学与西医学之间既有可通约的内容,又有不可通约的内容。中西医之间的不可通约性并不否定中西医的可统一性,需要树立大统一观。中西医统一将从两条途径实现,一是可通约的理论从理论内容上统一,二是不可通约的理论从理论体系上统一,最后统一于一种新的更加完备的理论体系。     

汉魏易学的绍承、超越与开新——孔颖达新型易学理论体系的建构

唐初著名易学家、经学家孔颖达在易学领域的突出贡献,彰显为在易学及哲学史上产生了广泛而深远影响的易学理论体系的建构。这一新型的体大思精的易学理论体系之得以构筑,乃根植于孔颖达在唐初学术及政治视野下,对汉魏传统易学殚精竭虑之检视、透析与省察基础上的绍承、超越与开新。     

组织中的申述

组织中的申述指发生在组织环境中的解释。在理论上,研究者采用印象管理和归因、互动公正以及公平理论三种视角探讨申述对缓和组织困境的作用。在方法上,研究者除了使用关键事件调查和实验室实验法之外,发展了“置于情境的实验”方法。在研究成果上,发现申述除了具有积极作用之外,有时也具有反作用和副作用。文章还讨论了申述的应用价值     

当代伦理学的新发展:女性主义伦理学评介

女性主义伦理学是当代伦理学中反主流规范伦理学中的一支。它将女性身份作为反思西方社会生活的一个符号代码,试图以性别分析方法剖析伦理学领域内性别权力的运作,以结束使女性受压迫的伦理意识和谋划,达到更合理的对伦理道德的理解。同时它批判了规范伦理学的普遍主义理论体系与论证方式,质疑了主流伦理理论的基本预设与价值建构。女性主义伦理学探究是一个正在进行的过程,当代伦理学多元化发展的潮流中,女性主义的探究为伦理学的发展提供了更大空间。     

Ambiguous probabilities: when does p=0.3 reflect a possibility,and when does it express a doubt?

Verbal phrases denoting uncertainty are usually held to be more vague than numerical probability statements. They are, however, directionally more precise, in the sense that they are either positive, suggesting the occurrence of a target outcome, or negative, drawing attention to its non‐occurrence. A numerical probability will, in contrast, sometimes be perceived as positive and sometimes as negative. When asked to complete sentences such as ‘The operation has a 30% chance of success, because’ some people will give reasons for success (‘the doctors are expert surgeons’), whereas others will give reasons for failure (‘it is a difficult operation’). It is shown in two experiments that positive reasons are given more often than negative ones, even for p values below 0.5, especially when the probability is higher than expected, and the target outcome is non‐normal, undesirable, and phrased as a negation. We conclude that the directionality of numerical probabilities (as opposed to verbal phrases) is context‐dependent, but biased towards a positive interpretation. Copyright © 2000 John Wiley & Sons, Lt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