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联网在学习不良干预中的作用

学习不良一直是心理学和教育学研究的热点,由于计算机和互联网的迅猛发展及其被引入教学后所产生的积极效果,使得研究者开始关注计算机和互联网对学习不良学生的影响。该文介绍了计算机和互联网在学习不良干预中的作用,包括利用互联网激发学习不良学生的学习动机、提高他们的阅读和写作能力、加强教学管理以及帮助他们明确职业方向。该文还指出了此领域现有研究的局限及未来研究的取向。     

词汇判断中汉语多义词识别的优势效应

运用词汇判断任务,考察了汉语双字词识别中的多义性效应。实验一运用2个真字任意组合构成的假词（如：镜社）作填充材料,发现多义词识别的优势效应仅仅存在于错误率中。实验二运用与源真词（如：冲锋）同音形似的假词（如：冲烽）作填充材料,促使被试更多地在语义水平上做出判断,结果发现很强的多义词识别的优势效应,这种效应主要表现在低频词上。两个实验结果表明,在词汇判断中用不同的假词作填充词会影响被试的词汇判断策略,从而在不同水平上通达词义。最后,用反馈模型对实验结果进行了解释。     

汉语发展性阅读障碍亚类型的初步探讨

以阅读水平匹配组为参照对29名汉语发展性阅读障碍儿童的认知缺陷模式进行了分析,并考察了不同亚类型阅读障碍儿童的汉字识别模式。结果表明汉语发展性阅读障碍存在不同的亚类型,以语音缺陷型、快速命名缺陷型及两者结合的双重缺陷型为主,与英语国家研究中的双重缺陷假设一致。语音缺陷型儿童汉字识别时有更多的语义错误,对声旁中的部分语音线索不敏感;快速命名缺陷型儿童汉字识别时依赖声旁语音线索,表现出阅读发展的一般延迟;双重或多重认知缺陷型是阅读损伤最严重的亚类型     

微观发生法:聚焦认知变化

微观发生法通过在变化发生的整个过程中对行为进行高密度观察和反复试验分析,可以提供关于认知变化的路线、速率、广度、来源以及变化模式的多样性等方面的精细信息,对于理解心理变化的机制有重要意义。该文论述了从发生法到微观发生法的演变过程、微观发生法的研究设计及其合理性与有待解决的问题。     

程序公正及其心理机制

程序公正是组织公正的重要成分。自从Thibaut和Walker（1975）提出程序公正的概念以后,程序公正被引入了很多领域的研究,得到了极大的发展,但是程序公正的内容需要整合统一。发言权效应和尊重效应讨论了影响程序公正判断的因素,个人利益模型和团体价值模型则分析了其内在的心理机制。程序公正影响了大量与工作有关的态度和行为,并与分配结果产生了交互作用,其内在机制也在文章中得到了讨论。     

品牌忠诚：概念、测量和相关因素

早期研究者对品牌忠诚的定义多是操作性的,主要为行为论和态度论观点。将品牌忠诚看作复杂多维度概念,则成为当前研究者广泛接受的观点。品牌忠诚度是对消费者品牌忠诚的测量,依研究目的不同而有多种形式。消费者认知、态度和行为方面的一些变量,和品牌忠诚相互作用。     

艾滋病恐惧症的研究初探

“艾滋病恐惧症”是一种混合性神经症,核心症状可表现为焦虑、疑病、恐惧、强迫、抑郁症状中的一种或几种的组合,可伴有与艾滋病的临床症状相似的躯体症状,患者感到痛苦,反复求医。该文综合了国外文献和部分案例,对“艾滋病恐惧症”的定义、临床症状、心理病理机制、诊断与治疗等进行了初步的总结与探讨。     

第二次认知革命与社会建构论的产生

第二次认知革命是后现代主义的革命。它的直接结果是促进了社会建构论的产生。社会建构论主张(1)知识是建构的,建构是社会的建构,而不是个体的建构。(2)人格、态度、情绪等心理现象并不存在于人的的内部,而是存在于人与人之间,是文化历史的产物。(3)语言并非是具有确定意义的透明的媒介,语言是先在的,规定了思维的方式。(4)没有超越历史和文化的普遍性知识,我们对于心理现象的理解是受时间、地域、历史、文化和社会风俗等制约的。(5)心理学家应该关注话语的作用,话语分析是心理学的基本研究方法。     

表面特征和结构特征在故事类比通达中的作用

在基于相似性的迁移研究中,表面特征和结构特征在类比提取过程中的作用是研究者关注的中心课题。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不同的研究者在故事类比通达研究的基础上,得出有关表面特征和结构特征的作用的不同结论。文章以表面特征和结构特征的概念为切入点,主要介绍表面特征和结构特征在故事类比通达中的作用的理论分歧与类比通达模型,指出当前的研究中存在的问题,并提出新的类比通达研究的框架。     

The Global Scope of Justice

In this paper, I examine the question of the scope of justice, in a not unusual distributive, egalitarian, and universalistic framework. Part I outlines some central features of the egalitarian theory of justice I am proposing. According to such a conception, justice is – at least prima facie – immediately universal, and therefore global. It does not morally recognize any judicial boundaries or limits. Part II examines whether, even from a universalistic perspective, there are moral or pragmatic grounds for rejecting or limiting the global scope of justice. In particular, I scrutinize five universalistic objections: (1) the principle of "moral division of labor"; (2) the connection between cooperation and distributive justice; (3) the primacy of democracy; (4) the dangers of a world state; and (5) political-pragmatic reasons. I intend to show that these objections cannot undermine the strong normative claims of global justice. At the most, political-pragmatic reasons speak in favor of initially striving for somewhat less, in order to receive more general backi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