职前教师情绪觉察能力对情绪信息注意偏向的影响

采用修订的情绪觉察水平量表（LEAS）对315名职前教师进行调查,并从中筛选出高、低情绪觉察能力组被试各60人,分别完成情绪面孔Stroop任务（研究1）和情绪词Stroop任务（研究2）。（1）研究1的正确率上,中性面孔最高,愉快面孔次之,悲伤面孔最差;反应时上,悲伤面孔最长,愉快面孔次之,中性面孔最短;高分组仅在愉快和中性面孔上的反应时长于低分组;消极面孔的干扰效应高于积极面孔的干扰效应。（2）研究2的反应时上,消极词的反应时最长,显著长于中性和积极词;高分组仅在积极词和中性词上的反应时长于低分组,且高分组在积极词上的干扰效应高于低分组。研究结果表明与中性刺激相比,高低情绪觉察能力组均对情绪刺激产生了注意偏向,尤其是负性情绪刺激;与低情绪觉察能力组相比,高情绪觉察能力职前教师不仅对消极情绪信息产生注意偏向,还对积极情绪信息产生注意偏向。     

大学生情绪智力与心理健康的关系:社会支持的中介作用和手机依赖的调节作用

以621名大学生为被试,采用情绪智力量表、心理症状自评量表、青少年社会支持评定量表、手机依赖指数量表为研究工具,探讨情绪智力与心理健康之间的关系,并在此基础上构建一个有调节的中介模型,探究社会支持的中介作用以及手机依赖在这一中介过程中的调节作用。结果发现：（1）情绪智力对心理健康的影响显著,社会支持在其中起部分中介作用,即情绪智力既可以直接影响心理健康,还可以通过社会支持的中介作用间接影响心理健康;（2）手机依赖调节了情绪智力通过社会支持影响大学生心理健康的中介过程的后半路径,相对于低手机依赖的大学生,高手机依赖大学生的社会支持对心理健康的影响更为显著。关注大学生心理健康,不仅要重视个体因素、生态环境因素的单独影响,更要重视这些因素的联合作用。     

中文版无手机恐惧量表的修订

该研究以国外学者Caglar Yildirim和Ana-Paula Correia于2015年编制的Nomophobia量表为基础,修订出了适用于国内的中文版无手机恐惧量表。研究首先使用探索性结构方程模型对量表结构进行初探; 其次使用项目反应模型进行项目分析并根据其分析结果对项目进行修改和筛选,最终形成正式版量表; 最后对正式版量表其进行信效度检验,并再次对量表题目进行项目分析。最终量表共16道题目,包括害怕无法获得信息、害怕失去便利、害怕失去联系和害怕失去网络连接4个维度; 总量表的Cronbach α系数为0.931,四维度的α系数分别为:0.789,0.816,0.887和0.896。CFA验证性结果显示量表结构较好(χ2/df=3.91,RMSEA=0.067,TLI=0.941,CFI=0.952,SRMR=0.04); 使用手机成瘾倾向量表作为校标的结果显示二者之间相关为0.626,效度良好。最终量表项目区分度在[1.734,4.806]之间,四维度区分度均值为2.1765,2.72,3.2925和3.883,项目难度参数在[-1.830,4.806]之间。综上结果显示该研究编制的无手机恐惧量表各项指标均达到了心理测量学要求,可供后续研究使用     

熊十力《新唯识论》的易学渊源与理论创新

研究《周易》生命哲学,单向度地从宇宙论演绎太极阴阳变化,或从心性论凸显易道生命实践的主体能动性,都无法实证宇宙大生命一体贯通的诚明合一之境。在熊十力哲学多元文化渊源和思想元素中,《周易》无疑是其哲学创新的最深邃的理论源泉和精神根基。宇宙本体与生命主体圆融为一,以生生之道涵化主体心灵,用主体心灵担当天地之情,成为熊十力《新唯识论》生命哲学理论突破的关键所在。     

条件推理:“演绎”与“概率”两种实验研究范式之比较

本研究通过推理心理学研究中的“演绎”和“概率”两种实验范式设计对同一个班级的大学生参与者(实验一中N=57,实验二中N=43)进行先后两次有关条件推理的实验研究后,得出如下主要结果:(1)推理者在对不同的“纯形式条件命题本身的认可度”以及对由它们各自建构的同类型推理题的推理结果之间的作答反应模式之间的差异都很小且具有较高的一致性;(2)对由不同的“含具体内容的假言命题”本身的认可度之间以及由它们建构的同类型条件推理题的推理结果之间具有较大的差异性;(3)推理者对“演绎”和“概率”两种不同实验范式分别建构的内容近似的推进题进行推理时具有大致相同的作答反应趋势。由此可以推论推理者在“概率推理实验范式”中的作答或推理结果可以被视为只是对“演绎推理实验范式”的相应推理题给出“概率解”的心理加工过程。     

味觉对判断与决策的影响及其机制

味觉作为人类生存必不可少的感觉之一, 早已超越“舌尖”的直接感受, 潜在地影响了个体对人际关系及伦理道德的知觉与判断, 改变着个体对冒险与消费等行为的决策。情绪中介假说、具身隐喻假说、进化假说以及社会建构假说从不同视角试图阐明味觉对判断与决策的影响机制。当前研究存在味觉感受存在个体差异、味觉测量难以保证效度、味觉实验缺乏统一研究范式等问题, 未来可继续进行味觉隐喻的验证并将其应用于感官营销、心理治疗等领域, 从生理、心理及社会等多个层面出发, 全方位探讨味觉对判断、决策的影响及其机制。     

行为干预情绪记忆再巩固：从实验室到临床转化

重新激活已经储存的记忆会重返暂时不稳定的状态, 需要经历重新稳定, 称为记忆再巩固。在这期间可以通过多种行为手段破坏、强化或更新原始记忆痕迹, 这为开发一种革命性的情绪记忆障碍治疗方法开辟了道路。然而, 即使在简单的实验模型中引发记忆再巩固的条件也是复杂的, 这给临床转化带来了困难与挑战。未来研究可以设置更具生态效应的基础模型, 寻求引发以及干预再巩固的最佳方式, 从神经生理、细胞分子层面进一步深化其内在机理研究。     

身体表征的分离:二分解释模型及其证据

身体表征是一种内部结构,它具有追踪身体状态并对其进行编码的功能。这种结构可以对身体进行错误的表征,并可以从身体中分离出来。来自海豹肢症与躯体失认症等方面的病例,证实部分身体畸形与脑损伤患者的身体表征存在分离;来自橡胶手错觉与全身错觉的实验证据,验证了健康个体身体表征分离的事实。基于上述证据,以身体图式和身体意象为二分维度的模型解释了身体表征的分离。未来的研究可以从神经心理学实验和虚拟现实技术着手,对身体表征的分离进行深入探究。     

父母积极教养课程及其在中国的社会和文化适应

基于社会学习理论的父母教养课程被普遍视为预防儿童青少年行为问题以及促进儿童身心健康的“黄金标准”。父母积极教养课程（Triple P – Positive Parenting Program）是其中的主要代表。本文详尽介绍了Triple P的理论基础、干预体系、课程内容以及实证研究结果,分析了该课程存在的优势以及缺陷。此外,本文结合中国家庭的特点和需求,探讨了该课程运用于中国家庭时可能会遇到的挑战,同时提出了改良的方向,为家庭干预实践工作者和研究人员提供了新的视角。     

瞳孔是心灵的窗口吗?——瞳孔在心理学研究中的应用及测量

瞳孔大小是眼动研究中一个重要的参数指标, 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反映人的心理活动并影响他人的心理与行为。一方面, 瞳孔变化受到自上而下的知觉与注意、情绪与动机、心理努力、社会认知与发展等因素的影响, 另一方面, 大瞳孔能引起他人更多的积极评价和积极行为。瞳孔的神经机制(蓝斑-去甲肾上腺素系统)和自适应增益理论解释了瞳孔与心理之间存在紧密联系的原因。瞳孔测量(pupillometry)作为一种有效的眼动追踪方法有助于理解瞳孔与心理的关系, 研究者在测量瞳孔时需要关注无关变量(如亮度、注视位置), 原始数据处理(如基线校正、眨眼处理)及瞳孔指标选取(如瞳孔直径、震颤频率)等问题, 未来研究应继续探讨瞳孔与其他心理之间的关系, 并探索更有效地处理和使用瞳孔指标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