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老化与文本理解

年老化与文本理解的研究表明,老年人在表层形式和文本基础两个低水平表征上的理解和记忆能力下降,而在情境模型的建构和提取、更新等加工过程中都没有发现由于年老化引起的能力下降。在介绍这些研究的基础上,从情境模型与另两个低水平加工的不同特点和老年人自身的特殊性两个方面分析了老年人在不同层次表征水平加工能力差异的原因。对情境模型水平加工能力保持的潜在机制及相关的影响因素,以及如何弥补在低水平加工中认知能力因年龄而产生的下降等问题还需要进行探讨     

自传记忆的加工机制研究进展

自传记忆是关于个人生活经验的记忆,它有悖于Ehbinghaus的记忆研究传统。在国外．90年代以来自传记忆研究已成为继内隐记忆研究后．记忆领域的又一研究热点。自传记忆加工机制的研究是认知心理学对自传记忆研究的核心领域。本文主要评析了自传记忆的知识表征．自传记忆提取机制的研究进展。目前已有的研究结论是：（1）自传记忆是以个人生活片段知识、一般事件知识和具体事件知识三种方式表征的;（2）自传记忆的提取方式主要通过生成提取和直接提取方式来实现。     

教师资格和职业发展因素对学生数学成绩的影响：一个跨文化比较

采用TIMSS2003中的数据,应用混合模型,比较香港、日本、瑞典和美国四个国家(地区)教师资格因素和职业发展因素对其学生数学学业成绩的影响。结果发现香港教师高学历和常有其他教师听课提高了学生成绩;瑞典教师的性别、专业和参加数学教学方法方面的职业发展活动,以及美国教师的专业和听其他教师讲课显著影响其学生成绩;日本教师资格和职业发展因素对其学生成绩没有影响。     

过敏性皮肤病患者的生活质量分析及心理关怀

过敏性皮肤病的皮损和瘙痒给患者的心理带来了一系列的问题,分析患者的生活质量并关注其心理状态,对专业人员进行培训,给予患者心理关怀,对患者家属进行教育才能最终达到改善或治疗疾病的目。     

奖惩对注意缺陷多动障碍儿童情感决策的影响

采用简化版儿童赌博任务,其中操纵了奖励和惩罚的强度,探察两种亚型（注意缺陷型和混合型）ADHD儿童的情感决策能力,同时采集儿童在任务中的皮肤电活动以探析ADHD儿童在情感决策中的生理机制。结果发现,在不同的奖惩强度下,ADHD儿童情感决策模式不同,在即刻奖励条件下,ADHD儿童情感决策的能力明显弱于正常对照组儿童,倾向于不利选择,所产生的预测性皮电振幅也明显低于正常对照组;在即刻惩罚条件下,ADHD儿童的情感决策能力未见异常。两种亚型ADHD儿童的表现模式相似。上述结果证明,ADHD儿童仅存在对奖励的异常敏感性,并确实影响了其决策能力,而其回避惩罚的能力正常。两种亚型ADHD儿童存在的问题相似     

关于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的几点思考

未成年人的思想道德状况如何,直接关系到中华民族的整体素质,关系到国家前途和民族命运。努力提高未成年人的思想道德素质,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是党和国家事业后继有人的重要保证。     

论西周时期的道德教化及其历史影响

"以德配天"的天人论思想以及"明德慎罚"的主张,是西周时期实施道德教化的理论前提和宗旨。从内容上看,这一时期的道德教化主要包括政德教化、王室教化和民众教化,其教化内容、方式与体制也各具特色,这对我国儒家德教思想、传统治国方略和蒙养教育等优良传统的形成和家训演进都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中国古代医德教育对现代医学生医德教育的启示

医德医风已成为全社会普遍关注的焦点,特殊职业要求医务工作者应具有高尚的医德,而高尚医德的培养应从医学生教育阶段开始,努力提高医学生的医德素养。我国传统的医德教育方法,如医学生人品的选拔,老师言传身教,徒弟满师传统等等对于培养现代医学生关爱病人、救死扶伤的医德风范仍具有积极的借鉴意义。     

东西方医学伦理思维之共通性

从中国古代医者的行医事迹、著作来探寻中国的医者是否在行医过程当中勤守医者的本份,也即类似原则思维的表现。虽然中国古代并没有"医学伦理"这个名词,但从历代具有代表性之医者身上发现,其实在中国古代医者的行医事迹当中,就表现出类似的医学伦理情操。因之,医学伦理原则是俱普世价值的,也即世界上有所谓的共同道德存在。     

QUESTIONING SCIENTIFIC FAITH IN THE LATE NINETEENTH CENTURY

The late nineteenth century was not only a time in which religious faith was questioned in light of increasing claims of natural science. It is more accurate to see the familiar Victorian crisis of faith as but one aspect of a larger historical phenomenon, one in which the methods of both religion and science came under scrutiny. Among several examinations of the status of scientific knowledge in the waning decades of the century, the treatment of the subject by the German theologian Wilhelm Herrmann and philosopher Hans Vaihinger rejected its objective nature and denied that either scientists or theologians had access to the truth of nature. Although this stance regarding the nature of science, religion, and their relationship was limited to intellectuals in German society at the time, it foreshadowed developments in our own day in which the traditional search for truth has been problematiz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