虚拟团队沟通模式对信任和绩效的作用

本研究采用资源两难的情景模拟．研究虚拟团队中沟通模式对于团队信任和绩效的作用,120名被试参与了实验。研究发现．虚拟团队在资源两难任务中．沟通模式对信任和绩效的作用均达到显著水平．团队的信任和绩效水平在网络式沟通模式中最高,其次是层级模式,在序列模式中最低,显示了沟通模式在虚拟团队中作用方式。     

魅力型领导与军事团队绩效：军政双主官的交互效应及士气的中介

我军广泛实行分工负责军事和政治工作的平级双领导体制,两名主官的相互作用可能产生额外影响效果。本研究在“连”这一双领导军事团队中,构建了一个以士气为中介的交互效应模型,考察连长和指导员的魅力型领导对连队绩效的影响。对350名军校士兵学员进行问卷调查,结果显示：（1）连长和指导员的魅力型领导对连队绩效具有交互效应。（2）士气在连长、指导员的魅力型领导与连队绩效之间均具有中介效应。（3）连长、指导员的魅力型领导对连队绩效的交互效应受到士气的中介。（4）双主官的交互效应为补偿式：与低魅力型领导搭档时,高魅力型领导的积极效果凸显,但两位高魅力型领导的协同效应不显著。     

文化融入与中国留学生的适应

本研究的目的是探讨两个维度 (主族和客族文化认同 )、四种方式 (整合、分离、同化和边缘 )及其与中国留学生适应的关系。采用一套问卷测验 (包括文化融入指数、社会文化适应问题及主观幸福感等测验量表 )调查了在澳大利亚的 1 57名中国留学生。结果表明在调查的中国留学生中 ,整合者占40 1 % ,分离者占 42 7% ,同化者占 8 3% ,而边缘者占 8 9% ,中国留学生的主族和客族文化认同指标均与心理适应指标有显著的正相关 ;在心理适应方面 ,整合者最好 ,其次为同化者和分离者 ,最差为边缘者。对于留学生出国前的选拔和培训 ,出国后的教育与学习 ,有关部门和学校应重视其文化认同和文化融入方式等因素 ,以便更好地帮助留学生适应新的环境 ,提高留学生教育质量。     

团队情绪氛围对团队创新绩效的影响机制

基于85个团队的团队领导和475名团队成员的配对数据, 考察了团队情绪氛围、情绪劳动及团队效能感对团队创新绩效的影响机制。结果发现：团队中有两种类型的情绪交换—— 团队情绪氛围是团队内部的情绪交换, 而情绪劳动是团队成员对外的情绪交换。高强度的情绪劳动(高外部情绪交换)具有情绪资源攫取的效果, 削弱了团队积极情绪氛围与团队创新绩效之间的关系; 当团队工作的情绪劳动程度较高时, 团队较低的积极情绪氛围对于团队创新反而有更强的促进作用。团队积极情绪氛围(团队内部的积极情绪交换)对于团队效能感有促进作用。团队情绪氛围与情绪劳动的交互作用以团队效能感为完全中介进而影响团队创新绩效。     

心理弹性与压力适应的关系:积极情绪中介效应的实验研究

Fredrickson的积极情绪的扩展—建构理论(broaden-and-build theory)认为积极情绪具有激活行动、扩展认知、建设资源和缓解压力的功能.但是积极情绪是否是心理弹性到压力适应的中介变量有待于进一步研究.该研究让37名女大学生先完成中国情感量表和Connor-Davidson心理弹性量表,然后进行压力情境实验,通过生理多导仪记录实验前后压力下的生理反应,以压力下的生理恢复时间作为压力适应的指标.最后通过中介检验程序分析积极情绪在心理弹性到压力适应的中介效应.结果表明:(1)压力下个体的心理弹性水平与生理恢复指标显著相关(r=-0.75,p<0.001);(2)当心理弹性和积极情绪同时进入回归方程时,积极情绪对压力适应的预测显著,心理弹性对生理恢复指标的预测下降,但是依然显著(r=-0.62,p<0.001).结论:积极情绪在心理弹性与压力适应间起部分中介作用.     

冲突适应效应研究述评

冲突适应效应指在一致性任务的试次序列中, 被试在前一试次中经历冲突后会使其在当前试次中更好的解决冲突。目前对于该效应有冲突监测理论、特征整合理论和学习理论三种不同的解释。研究者们对冲突适应的产生条件(诱发冲突适应的冲突性质、范围和程度)进行了大量的研究, 同时, 对冲突适应效应的影响因素(工作记忆、注意资源及动机和情绪)也做了探讨。未来的研究应将认知因素和非认知因素结合起来探讨冲突适应效应的产生条件及影响因素, 并加强神经机制的研究, 以更好的揭示冲突适应效应的实质。     

基于网络与演化视角的集体球类项目团队共享心智模型

团队既是当今组织中的重要工作方式, 又是集体竞技的组织形式, 故成为众多学科关注的焦点。共享心智模型是团队成员共享的团队相关情境关键要素的有组织理解、知识心理表征或信念。近年来, 中国足、篮、排三大球集体陷入低谷, 输球又输人的状况屡见取端, 引发举国关注。振兴“三大球”成为建设体育强国必然要迈过的坎。研究提出从网络与演化视角出发, 以“三大球”为主要研究对象, 通过对主题专家的深度访谈与“三大球”标杆球队的进球(或得分)录像分析, 寻找“三大球”共享心智模型演化的共性与殊性, 并为后续研究提供素材与参数; 接着, 采用多重个案设计与追踪研究范式, 交叉检定与复现共享心智模型的演化理论与作用机制理论; 再次, 实证检验成员社会网络类型、结构与演化对共享心智模型与团队效能的影响; 最后, 运用Repast 软件对共享心智模型的形成与演化进行模拟, 以为预测与实时干预提供参考。     

依恋与大学生人际适应——个人自主的中介作用

采用问卷法对638名大学生的依恋、个人自主及人际适应状况进行测查,运用结构方程建模技术对数据进行分析,结果发现：（1）依恋与个人自主均能显著预测大学生人际关系适应;（2）依恋焦虑通过个人自主间接预测大学生人际适应,个人自主在依恋焦虑与人际适应间起完全中介作用;（3）依恋回避直接预测人际适应。该结果对进一步制定提高与改善大学生人际适应的干预措施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Re‐acquisition of upright vision while wearing visually left–right reversing goggles1

Abstract: The present research aimed to identify the important factor that makes it difficult to re‐acquire upright vision when wearing visually transposed goggles. The author wore left‐right reversing goggles and up‐down reversing goggles each for 14 days in 1986 and in 1990, respectively. When lying on one side with the left‐right reversing goggles on, the observer could get upside‐down vision, which made it possible to compare the difficulty of attaining upright vision when wearing up‐down reversing goggles. The only difference between the two situations is the dimension of the body image to be exchanged: The observer had to exchange the left and right halves of his body in the former situation and had to exchange along the top‐bottom axis of body in the latter situation. Introspective data revealed that attaining an upright sense is easier in the former situation; this means that the asymmetrical structure of our body in the top‐bottom dimension is an important factor in the difficulty of re‐acquiring upright vision.     

预先应对:一种面向未来的应对

预先应对是个体针对未来的潜在压力源所提前采取的预防性措施。文章阐述了预先应对的概念及特点,分析了预先应对的发展阶段和影响因素并讨论了预先应对对个体的利与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