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e effectiveness of a peer-helping programme that increases subjective well-being

The present study aims to investigate the effectiveness of a peer-helping programme in increasing the subjective well-being of a group of university students compared with a control group with the same characteristics who did not receive the intervention. The intervention recipients consisted of 13 male and 17 female participants. The peer helpers were 22 female and 8 male participants. The peer-helping programme consisted of three stages: training in helping skills, implementation and facilitating supervision sessions. The short-term effects of the programme were investigated using the Positive and Negative Affect Scale. The programme's long-term effects were evaluated using the Life Satisfaction Scale and the Positive and Negative Affect Schedule. The results indicated that the short-term subjective well-being effects of the intervention activities were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Additionally, the results revealed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increases in positive affect and life satisfaction and significant decreases in negative affect in the intervention group compared with that in the control group. Peer-helping programme may be used to increase individuals’ subjective well-being.     

幸福者更适应,还是适应者更幸福?——基于大学新生的追踪研究

本研究对122名大学新生进行了半年追踪,采用交叉滞后分析法考察适应性与幸福感之间的关系。入学三个月时初次测试（T1）,初测半年之后后测（T2）。结果发现：（1）幸福感和适应性之间显著正相关,同时预测的效果高于继时预测;（2）交叉滞后相关分析表明,适应性T1对幸福感T2的预测（r=0.50）高于幸福感T1对适应性T2的预测（r=0.32）;（3）学习适应性T1（18%）和人际适应性T1（11%）共同预测主观幸福感T1中29%的变异;（4）控制初测总体适应性T1（31%）,对大学的认可度T2（21%）和个人情绪适应性T2（3%）还可以解释幸福感T2中24%的变异。因此,本研究发现大学生适应者更幸福,而不是幸福者更适应。该结果对于提升大学生的幸福感具有一定的教育启示意义。     

初中生偶像崇拜及其与生活目标和主观幸福感的关系:性别的调节作用

本研究以3587名初中生为对象,采用问卷测量法,考察了初中生偶像崇拜在性别和年级上的差异,及其与生活目标和主观幸福感的关系,并探究了性别在其中的调节作用。研究发现：（1）女生的偶像崇拜水平显著高于男生的,且偶像崇拜高水平组中女生人数显著多于男生,偶像崇拜低水平组中则相反;初一与初二年级间偶像崇拜的水平及在不同水平上的人数分布均无显著差异。（2）外在生活目标能够正向预测初中生的偶像崇拜水平,其中性别起调节作用,外在生活目标对女生偶像崇拜水平的影响大于男生。（3）性别对偶像崇拜影响初中生主观幸福感上也具有调节作用,即偶像崇拜水平负向预测初中女生的主观幸福感,对男生的主观幸福感则影响不显著。     

内、外部情绪标注对情绪作用的ERPs研究

以往情绪标注的研究发现描述情绪面孔的情绪（外部情绪标注）可以降低被试的情绪。但是描述自己的情绪（内部情绪标注）结果如何尚存争议。研究采用了ERPs技术,以愉快和悲伤情绪面孔为实验材料,选择18名大学本科生为被试,比较了内部情绪标注、外部情绪标注及性别标注之间的差异。结果发现：外部情绪标注和性别标注相比,其LPP波幅均小于性别标注下LPP波幅,并且这种差异在Pz、CPz、Cz、FCz、Fz五个电极点均类似;而内部情绪标注和性别标注相比,其LPP波幅均小于性别标注下LPP波幅,但仅表现在Pz、CPz、Cz三个点上。这说明：无论内部情绪标注还是外部情绪标注,在命名后均能抑制情绪。研究结果支持阻断理论。     

大学新生主观社会地位与抑郁的变化轨迹:一项多元潜变量增长模型分析

采用整群取样的方法在全国按东部、中部和西部共抽取了7所高校的1983名新生,进行了历时四个月的四次追踪测试。使用潜变量增长模型建模,分别考察了新生主观社会地位和抑郁的变化轨迹,并就两者间的变化关系进行了分析。结果发现新生入学后四个月内：（1）主观社会地位呈阶段化线性增长,其起始水平和第一阶段的增长速度存在显著个体间差异;（2）抑郁呈二次方增长,其起始水平和增长速度存在显著个体间差异;（3）入学后主观社会地位的下滑速度能有效预测新生抑郁水平的上升速度。研究基于情绪压制理论,对主观社会地位与抑郁间的变化关系进行了分析。     

基于自我决定视角的动机结构与主观幸福感的关系*

从自我决定的视角,探讨了内隐和外显成就动机的不一致性对主观幸福感产生影响的可能机制。分别以成就动机量表和内隐联想测验作为成就动机的外显和内隐测量方式,同时采用自我决定量表和总体幸福感指数量表对303名大学生进行了施测。结果表明:（1）大学生内隐成就动机和外显成就动机没有显著相关;（2）外显成就动机与主观幸福感呈显著正相关,内隐成就动机调节了外显成就动机与主观幸福感的关系;（3）不一致性成就动机结构对主观幸福感有显著的负向预测,自我决定在不一致性成就动机结构对主观幸福感的预测效应中起着部分中介作用。     

主观幸福感的结构及其与人格特质的关系

以239名大学生为被试,考察了主观幸福感(SWB)的结构及其与人格特质的关系。分析表明,SWB由生活满意度、积极情感和消极情感三个相关的维度构成,而且它们可以共同负荷于一个高阶因子。外倾和神经质是SWB的重要预测指标,积极情感的主要预测指标是外倾,神经质则是消极情感最有力的预测指标,而外倾和神经质对消极情感和生活满意度有相同的预测力。情感平衡是外倾和神经质影响生活满意度的中介变量。     

亲子支持对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的影响机制

采用自编的“老年人亲子支持问卷”、“老年人恩情感问卷”和已有量表,对来自4个省市的288名53-87岁的老年人进行问卷调查。结果表明,亲子支持通过影响老年人的自尊感、孤独感、恩情感,进而影响其主观幸福感。其中接受支持对自尊感、孤独感、恩情感产生积极的影响效应;给予支持对老年人的自尊感产生积极的影响效应。     

领导者的希望和自我效能感对其主观幸福感的影响

该研究采用问卷调查法,检验领导者的希望和自我效能感对其主观幸福感的影响作用。通过对来自重庆市各县、市、区政府机关、公检法和事业行政单位的237名领导者进行调查,将搜集的数据进行层次回归分析、中介效应检验和优势分析,结果显示：希望和自我效能感是领导者的主观幸福感的显著正向预测变量;自我效能感在领导者的希望与其主观幸福感之间有显著的完全中介作用;增强领导者的希望与自我效能感水平对提升领导者的主观幸福感有显著的促进作用。     

拓展后的GGUM在LOT-R中的适用性分析

该研究对拓广等级展开模型（GGUM）进行了拓展,取消GGUM中关于主观反应类别阈限对称的假设,并将拓展之后的新模型和GGUM同时用于生活取向测验修订版（LOT-R）的被试反应数据分析,采用新编的单项目、两项目对和三项目组χ2/df计算程序计算和比较新模型和GGUM在该测验数据上的拟合差异。结果显示,新编程序与Stark等人开发的MODFIT程序具有同样的有效性,新模型在这些指标上的值显著小于GGUM,并且均小于3,表明新模型较GGUM更适合于分析LOT-R的反应数据,说明新模型更适用于分析具有多个评定等级的人格测验数据。根据以上结果,该研究认为,未来人格测验的数据分析应该使用没有对主观反应类别阈限进行对称限定的新拓展的模型更合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