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当无奈何将隐事在莫须有更悲——孔尚任罢官疑案的历史底蕴

孔尚任"罢官疑案"的历史底蕴可归结为圣裔与圣君价值取向的悖离:孔尚任一生仕宦与才人形象的悖离、非官与非民身份的尴尬、期待与失意的交织等形成其人生的主调——抱怨闲官冷署官微俸薄而牢骚太盛、耽于诗文而荒废政务、真才人而非醇儒;康熙皇帝则欲以任用汉臣、推重汉文化来消解与缓和民族矛盾,以"尊孔崇儒重道"讲其道统,以"经世致用,实心实证"论其政统,以理学融合"道统"与"治统"。两相比较,显然圣裔有负圣君特例拔擢之初衷。《桃花扇》的轰动又让康熙皇帝对孔尚任更加失望,因此,圣君只能含糊其辞地示意户部罢其官。康熙皇帝有意识地不加罪于孔尚任,正是圣君的高明之处。     

细说道教“万法宗坛”的由来

万法宗坛昭示着中国道教发展的历史,它背后蕴藏的古老的东方智慧,值得人们去不断挖掘、整合、传承,以使其能够在新的时代为人类文明作出新的贡献。一众所周知,张陵在龙虎山修道,后闻故地巴蜀人民为疹气害,遂以近60的高龄带弟子入蜀医病医心,创立五斗米道。传至张鲁已成二十四治,分设治首(又称祭酒),使民诚信不欺,乐善好生,带     

治疆方略视域下去极端化法治路径研究

去极端化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维护总体国家安全和落实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的一项重要任务。依法充分调动全社会的积极性和正能量,共筑去极端化的铜墙铁壁,是落实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的最强力量;发挥社会组织在去极端化中的积极作用,构建多元共治的治理、管理与服务法治,是落实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的优势制度;健全和落实好去极端化的法律措施,把好依法严控的关键环节,是落实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的治本之策;坚持提高去极端化的法治化、社会化、智能化、专业化水平,推进治理制度创新和能力建设,是落实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的重要举措。     

中国政学传统中的治体论:基于历史脉络的考察

作为经世思想传统的中心范畴,治体论显示出对于秩序形态和政治构造的一种整体意识与体系自觉,蕴含了对政治秩序之关键要素及其组合演进的认知和评判。以三代经典体系及诸子学为渊源,治体论经汉唐儒学之培植,在近世政学传统中得到充足发展,形成了理学和事功学代表的分别以心性与事理为主干的理路类型。近世治体论尤其体现出中国传统对于治道、治法和治人等要素及其关联的丰富思考,构成重整与推进政治自我理解的重要基础。     

阿维森纳论可能性与必然性

阿维森纳的模态理论在他的形而上学中占据了重要的位置。通过将可能性和必然性确立为"存在/是"的固有属性,他区分了存在与本质,历史性地深刻发展了亚里士多德的存在理论。本文首先论述阿氏对存在与本质的划分,其次分析阿氏的模态体系与这种划分的关联,从而阐明他如何用模态联结了逻辑学和形而上学,并发展了亚氏的潜能理论。     

美国政治极化的宗教因素分析

政治极化是当前美国政治的显著特征之一，宗教是促成美国政治极化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自20世纪以来尤其是中后期，天主教、犹太教及摩门教等宗教及教派积极参与美国政治，成为塑造美国政治文化、丰富政治议题、重构政党政治基础、强化意识形态分野的重要因素。基于不同的信仰体系和价值理念以及独特的历史境遇，美国边缘性宗教(教派)在相同的政治议题上往往有着不同的政治诉求，其政治参与对20世纪60年代以来美国的政治发展产生较大影响。宗教因素强化了此后以种族、族裔、性别等为基础的身份认同政治的发展，加剧美国意识形态在自由主义与保守主义之间的分野。宗教与种族、族裔及意识形态等因素产生的叠加效应促使美国民主及共和两个主要政党呈非对称逆向发展态势。尽管在相当长时期内宗教政治参与仍将是美国政治生活中的重要内容，但其政治参与的广度和深度依然会受到美国体制框架和政治结构的制约。     

技治时代的隐私困境与危机超越

技术是人的生存方式，新技术的普遍应用正在不断结构化现实生活。随着技术生活的全面展开，风险社会却逐日临近，隐私风险渐成其重要论题。技术对现实生活的全面建构，日益形成对隐私的持续而全面的透视与控制，可能招致“透明社会”的产生，继而引发主体性危机。然而，随着隐私危机的不断蔓延及技术批判向度的缺失，一种无助文化正在滋生，进而引发生存危机。面向困境，反思无助文化，审视生存危机，需要在思想和行动层面积极准备，正视危机以化解风险。为此，不仅需要恢复批判向度，唤醒主体性，更要有保护隐私的社会主张和行动，努力开拓技术发展的民主化方案，通过制度力量对抗异化，进而使人在技术与隐私之间的张力及其微妙的平衡中实现自由发展。     

《存在与时间》的“缺爱现象”——兼论《黑皮本》的“直白称谓”

海德格尔反对把《存在与时间》解读为生存哲学,但人们的这种所谓"误读"事出有因:该书提供了生活现象学作为一般存在论的基础与出发点。一般存在论几经尝试,以失败告终。他实际呈现给我们的就是生活现象学,而存在论只停留为理论雄心。该书有意规避了"爱与友情"这一人生现象学上的重要环节,为他后续思想,比如反映在《黑皮本》中的"纳粹"问题的政治失误,开了方便之门。这警示后人,哲学家勿妄以自己的基础理论直接参政。     

贞观君臣的文治实践:基于《论语治要》的文本考察

《论语治要》是著名佚存文献《群书治要》所收录六十五部典籍中的一部,成书于贞观初年,反映了贞观一朝崇尚文治的施政理念和重视"文儒"的用人特点。《论语治要》位列《群书治要》内"经部",反映了唐初大规模图书整理中确立的"四部分类法"的最新成果和文化价值定位,亦反映了贞观伊始唐太宗大兴儒学,释奠礼仪的变化,以及选用儒生充实文官系统的施政价值取向,这些都对后世释奠制度、科考制度等产生极其深远影响。《论语治要》中所提倡的文治思想,在实践上既表达了贞观君臣"君为治本""政者,正也"的施政逻辑,亦为三省六部制、科举制、租庸调制等制度形式得以确立和实现奠定了基础。     

《老子想尔注》的“神治”思想及其在天师道中的实现

长生信仰原属私人福享,本与政治性的公共善好无关,《老子想尔注》却将国家治理建立在每个人宗教性的长生信仰基础上。背后的原因在于,它的“道”是具有强烈伦理色彩的至上神“老上老君”,老君及其神界职官通过气的同构共感对世人实施以生赏善,以死罚恶的“神治”管理,以确保好人长生无恙、恶人短命遭殃。世人想要长生,必须遵循神诫,多行善举。在这个过程中,长生带有伦理性,实现了其在宗教政治中的重新定位。这解释了早期天师道以宗教治病为主要救赎内容,以组织管理道民的“命籍”“命信”来安排教区活动的原因。疾病、“命籍”(生死簿)、“命信”(与神相盟的信物)皆是涉及人的生死之具,是神管理人的重要途径。这就是道教借助长生信仰进行“神治”,以安排公共秩序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天师道教团以政教合一的“神治”方式,同样实现了世俗政府“治理民物”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