睡眠剥夺对风险决策的影响机制探讨

许多行业的决策者必须在睡眠不足的状态下做出选择与判断。睡眠剥夺是睡眠不足的实验室模型, 被证明能显著影响风险决策, 但内在机制不明。基于前人研究基础提出假设模型, 即睡眠剥夺通过影响个体的反馈加工、风险感知、抑制控制、决策理性, 进而影响风险决策。拟通过实验室研究与现场研究, 采用简单赌博任务、概率折扣任务、双选择Oddball任务等研究范式, 对比睡眠剥夺前后被试在执行上述实验任务时的行为差异, 同时比较执行控制网络、奖赏网络等脑功能网络连接强度, 以及任务诱发的FRN等脑电成分在睡眠剥夺前后的变化, 进而论证上述反应被试反馈加工等心理过程的行为-脑电-脑成像指标的变化与睡眠剥夺后被试风险决策变化的关系。研究结果将科学地解释睡眠剥夺影响风险决策的内在机制, 为进一步探讨如何规避睡眠不足导致的决策失误提供理论与实证依据。     

内隐创业领导与多层次积极追随力的互动机制

多层次积极追随力是创业企业成长的重要保证。已有研究强调不同显性领导对积极追随力的影响, 结论存在较多争议。对此, 以内隐领导理论为基础, 构建了“内隐创业型领导-积极追随力”的多层次互动模型。根据此模型, 内隐创业型领导通过关系认同和领导代表性对个体与团队积极追随力产生促进作用; 团队积极追随力通过积极心理资本塑造内隐创业型领导; 团队差序氛围、员工传统性和领导特质调节焦点是互动关系重要的边界条件。     

价值观的稳定性与可变性：基于认知神经科学的视角

价值观的稳定性和可变性一直是该领域争论的焦点所在。近些年来, 研究者开始从认知神经科学的角度来探讨导致价值观稳定性差异的机制问题。已有的神经反应证据表明, 当某种价值观是基于道义主义的绝对规则来进行认知建构的, 或与自我概念在表征上存在一致性时, 其更倾向于保持稳定的状态; 若非如此, 便可能会在外界影响(如他人劝说)下发生重要程度上的改变。未来需要进一步丰富和完善认识价值观稳定性与可变性关系的认知神经加工模型, 并探索价值观长效改变背后的认知神经机制, 以促进理论研究在价值观教育中的实践和应用。     

老年人视听觉整合的影响因素及其神经机制

老年人的视听觉整合能力强于还是弱于年轻人, 目前尚存在很大争议。对老年人视听觉整合脑机制的研究, 将为老年人脑保健提供一种科学的跨通道整合方案。基于已有研究成果从两方面进行论述：1)影响老年人视听觉整合的因素, 包括刺激的物理属性、刺激呈现的时空关系以及刺激得到的注意资源。2)老年人视听觉整合效应。研究表明, 一方面, 老年人表现出更高的功能连接性、网络效率和较强的视听觉整合效应, 如：老年人在后顶叶、内侧前额叶和左前额叶等脑区有较强的激活, 额中央区的P2振幅表现出超加性; 老年人比年轻人的视听觉整合发生较早并有较长的延伸。另一方面, 老年人有较长的反应时和较弱的整合促进, 以及对视听觉刺激进行反应时颞上回脑区的振幅弱于年轻人。简单刺激诱发的老年人视听觉整合为进一步揭示整合机制提供了可靠的基础, 但是对于复杂情景下的视听觉信息整合加工机制仍待探究。     

经济不平等对阶层流动感知的影响及其机制

经济不平等是影响阶层流动感知的重要因素。研究发现,经济不平等可能抑制、也可能提升阶层流动感知。在梳理两者之间复杂关系的基础上,本文提出了经济不平等影响阶层流动感知的作用机制模型。经济不平等可能通过影响不同的心理过程,继而对阶层流动感知产生抑制或提升作用;此外,两者关系也会受到微观个体因素和宏观社会因素的调节,从而呈现出不同的关系模式。未来研究应进一步考察和完善经济不平等影响阶层流动感知的整合模型。     

自我面孔识别的独特性

与识别他人的面孔相比,自我面孔识别在行为反应、种系发生、个体发展以及脑机制等方面都具有很大的独特性。行为指标方面,自我面孔识别在速度上快于识别他人的面孔;种系发生方面,只有人类和大猩猩等高级灵长类动物才具有识别自己面孔的能力;个体发展方面,儿童出生后不久即能识别他人面孔,但要在18个月左右才能表现出自我面孔识别能力;脑机制方面,神经心理学和脑成像研究结果表明自我面孔识别可能主要是右脑的功能。该领域的研究进展将为深入了解自我的形成机理提供一个新的探视“窗口”。     

论学习的基本类型与教学设计──学习双机制理论的教学模式

本文阐述了学习的双机制理论关于学习的基本机制的观点,根据该学习理论对知识分类进行了新的划分,并分析了不同类型知识学习的信息加工过程与特点,然后提出了课堂学习与教学的“七阶段模型”及相应的教学设计。     

“组织学习障碍”研究

组织要进行真正的学习 ,就必须克服“组织学习障碍”。“组织学习障碍”分为“单环学习障碍”和“双环学习障碍”两大类。为了克服“组织学习障碍”,首先必须消除组织的习惯性防御机制 ,然后进行“学习型组织”的各项修炼。     

情绪Stroop效应：威胁驱动还是反应偏差？

为了考查情绪Stroop效应的产生机制是威胁驱动还是反应偏差,本研究进行了两个实验.实验一用一般负性情绪词语和中性词语作为实验材料,实验二用威胁性的情绪图片和中性图片作为实验材料.每个实验均要求一组被试做按键反应,另一组被试做摇杆反应.结果发现,当实验材料为词语时,未出现情绪Stroop效应;当实验材料为威胁性图片时,无论是趋向性反应方式还是回避性反应方式,都出现了情绪Stroop效应.本研究结果支持威胁驱动机制.     

补偿他人还是保护自己?内疚与羞耻情绪对合作行为的影响差异

作为两种常见且易被混淆的自我意识情绪, 诸多研究者对内疚和羞耻的产生前因及影响后效进行研究, 尤其是近年来的研究逐渐关注两者对合作行为的影响。我们通过对已有研究进行梳理发现, 内疚和羞耻对合作行为的影响及其机制存在差异, 内疚的影响更为稳定及具有普适性, 羞耻的影响具有复杂性和多样性, 更容易受到其他因素的影响。内疚和羞耻对合作行为的不同影响可从动机机制和调节机制两方面进行解释。首先, 动机机制包括内疚对他人的补偿、修复动机以及羞耻对自我的保护、修复动机。内疚对他人的补偿、修复动机主要体现在维护社会互动中的公平; 弥补对他人造成的伤害, 降低自己和他人的痛苦; 修复人际关系, 重新获得他人或自己的接纳与认同。羞耻对自我的保护、修复动机主要体现在释放消极的情绪状态; 维护积极的自我形象和声誉, 修复自我; 保护自我, 防止后续伤害及不良后果。总体而言, 内疚者关注过失行为及后果, 侧重于对受害他人的补偿或对与他人关系的修复, 而羞耻者关注整体自我的受损, 侧重于对自我的保护和对自己社会形象的修复, 基于此, 我们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构建了内疚与羞耻影响合作行为的动机机制对比模型图。其次, 调节机制涉及到个体因素和情境因素的调节作用, 其中个体因素包括认知因素、社会价值取向、自我控制能力、情绪特质和情绪状态, 情境因素包括暴露情境和掩蔽情境、实验情境和日常情境、相关情境和不相关情境。具体而言, 内疚对合作行为的影响的较少受情境的限制, 而羞耻受情境因素限制较多, 在暴露情境、相关情境中更能促进合作行为的产生, 而在掩蔽情境、不相关情境中, 羞耻较难影响个体的合作抉择, 且无论是实验室情境还是日常情境, 内疚似乎都比羞耻更易影响合作。最后, 鉴于内疚与羞耻的诱发和测量方法的有效性仍需检验, 两种情绪对合作行为影响的过程机制和生理机制仍不明晰, 个体因素影响的研究尚不充足以及跨文化研究较为缺乏, 未来研究可以从内疚和羞耻诱发与测量方法的有效性, 情绪作用发生的内在过程和生理机制, 情绪影响的个体和文化差异这几方面进行扩展和深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