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何以能够“舍生取义”?基于保护性价值观认知神经机制的解释

保护性价值观是一种拒绝与其他任何价值相互交易, 尤其拒绝与经济价值进行交易的观念。近些年来的认知神经科学研究证据表明, 人们之所以可以为了坚守保护性价值观, 表现出“舍生取义”的行为(如对抗利益诱惑甚至放弃生命), 一方面在于保护性价值观是以一种道义主义的绝对规则方式进行表征和建构的, 这使得人们较少进行利弊权衡; 另一方面, 由于保护性价值观与自我和道德认同过程紧密相关, 使得其被主观赋予了最高价值。未来研究中, 可以在借鉴保护性价值观的研究范式基础上, 开展对中国人核心价值观的实证研究探讨, 关注其文化差异问题, 并进行正确价值观的干预和正确引导的应用实践研究。     

拖延行为的发展认知机制及神经基础

拖延是指尽管预见到拖延会带来不利后果, 人们仍自愿推迟开始或完成某一计划好的任务。研究表明, 不同文化背景下有15%~20%的成年人存在慢性拖延, 超过70%的学生承认自己存在学业拖延, 部分学生还会形成特质性拖延。严重的拖延不仅影响人们的学业、工作和生活, 甚至还会危害到人们的身心健康。鉴于目前对于拖延产生的核心机制、形成的关键期以及发展认知神经机制还不是很清楚, 本项目拟从拖延的时间决策理论出发, 首先系统探明拖延决策的核心机制, 尤其是远期价值评估、延迟折扣和自我控制能力等在拖延决策过程中的认知加工机制和神经基础; 其次结合行为-环境变量-脑的多模态数据, 从发展角度探究拖延形成的关键期(敏感期)、影响因素以及发展认知神经机制; 最后从行为干预和脑的可塑性角度出发, 试图制定各关键年龄阶段拖延预防与干预的临床方案。本研究的开展对于把握拖延形成的认知机制、神经基础及其发展规律具有重要的科学价值, 对于拖延行为的预防和干预也具有直接的现实意义。     

创造力产生过程中的神经振荡机制

创造力究竟是怎么产生的, 目前尚未得出一致的结论。神经电生理技术因其高时间分辨率, 可以准确地揭示创造力产生进程中的神经振荡机制, 从而帮助人们更深刻地理解创造力的本质。近年来的研究发现, 单节律alpha神经振荡会随着创造力的增加而增强, 这反映了创造力产生过程中的内部信息加工需求增加、自上而下的抑制控制增强。同时, 多频段神经振荡交叉节律耦合体现了创造性产生过程中额叶、颞叶和顶叶等多脑区之间信息交流的动态变化。未来研究应该以整合理论框架为基础, 结合多层次多方法的研究工具, 引进更生态化的数理计算方法, 并利用计算神经科学建模来预测个体创造力发展趋势, 从而全面深刻地认识创造力的本质。     

口语句子的韵律边界：窥探言语理解的秘窗

韵律边界加工与言语理解紧密相关, 最近十几年来逐渐成为心理学和语言学的研究焦点。韵律系统包含若干由小到大的韵律单位, 不同单位的韵律成分其边界强度不同, 表现在音高、延宕和停顿三个声学线索上的参数也不同。句子的听力理解过程中, 听话人运用声学线索感知权重策略对韵律边界的声学线索进行加工。从神经层面上来看, 对于韵律边界的加工, 大脑显示出独立且特异性的神经机制。韵律边界的加工能力在婴儿出生后随年龄的增长而发展, 到了老年阶段则逐渐退化, 而且似乎能够对二语迁移。未来, 需要扩大对韵律边界声学表现的考查范围, 进一步明确韵律边界的加工过程, 进一步厘清韵律边界加工和句法加工之间的关系, 进一步关注二语者韵律边界加工能力的发展。     

双眼视差的神经机制与知觉学习效应

双眼瞳距使得空间某物体在左右眼视网膜的成像存在微小位置差异, 这种差异被称为双眼视差(binocular disparity), 是立体视知觉的重要信息来源。对双眼视差的心理物理学研究始于18世纪初, 迄今已有接近两百年的历史。近年来, 双眼视差研究主要集中在两方面。其一是用电生理、脑成像技术考察双眼视差在视觉背、腹侧通路的模块化表征, 其脑区表征反映出视觉系统的层级式、平行式加工规律。其二是应用知觉学习范式研究双眼视差的可塑性。未来研究应综合脑成像和神经调控技术考察双眼视差的神经机制及其学习效应, 包括双眼视差与多种深度线索间的信息整合和交互作用。应用方向上, 可结合虚拟现实等技术优化训练范式, 实现立体视力的康复和增强。     

发展性阅读障碍的听觉时间加工缺陷

发展性阅读障碍是指个体在智力正常并且不缺乏学校教育的情况下, 仍无法获得与年龄相匹配的阅读技能的一种学习障碍, 其缺陷的本质一直是研究者争论的焦点。大量研究显示, 阅读障碍者常表现出听觉时间加工损伤。在行为层面, 阅读障碍者难以辨别快速、连续呈现刺激的顺序以及刺激本身的动态时间特征。在神经层面, 阅读障碍者诱发的失匹配负波更弱且具有异常的神经同步加工。这些损伤同时存在于对言语和非言语刺激的加工中, 表明听觉时间加工缺陷非言语加工所特有。未来的研究还需阐明以下几个问题：1)阅读障碍的听觉时间加工缺陷发生在哪些时间窗口, 随年龄增长如何变化; 2)阅读障碍听觉时间加工缺陷在神经层面的时间进程是怎样的; 3)听觉时间加工缺陷是否为阅读障碍的核心缺陷。     

孤独症儿童动作发展障碍的神经机制

动作发展障碍(Developmental motor disorders)是孤独症谱系障碍的常见特征。通过系统回顾孤独症儿童动作发展障碍的神经科学研究, 发现γ-氨基丁酸和5-羟色胺浓度的改变及γ-氨基丁酸相关蛋白和Shank蛋白的表达异常不仅会损害中枢神经系统的发育, 而且还能导致突触兴奋性与抑制性失衡, 进而改变孤独症儿童小脑和大脑皮层运动区的功能连接。孤独症儿童小脑、基底神经节和胼胝体结构的改变对全脑的连通性产生了负面影响。神经生化机制和脑结构的异常共同导致了脑功能的异常, 最终造成孤独症儿童的动作发展障碍。此外, 动作发展障碍与孤独症核心症状共同的神经基础主要包括镜像神经元系统紊乱, 丘脑、基底神经节和小脑异常以及SLC7A5和PTEN 基因突变。未来研究需要关注与运动密切相关的其他神经递质, 如乙酰胆碱和多巴胺; 探索动作发展障碍神经网络的动态机制及其形成; 剖析该障碍的神经机制和自闭症核心症状神经机制的相互作用。     

情绪加工中杏仁核的效价特异性

杏仁核是情绪信息加工的关键脑区。近年来心理学和神经科学领域发现了杏仁核情绪加工的效价特异性现象,并且整体存在左侧杏仁核对正性情绪、右侧杏仁核对负性情绪以及双侧杏仁核负性偏好的特异性趋势,且受到材料突出特征、个体差异、任务条件的调节。未来可进一步探索注意对杏仁核情绪效价特异性的调节作用,探究动态情绪刺激加工时杏仁核的活动特点,考察心理障碍患者加工负性情绪时的杏仁核激活模式,并确定杏仁核的效价特异性在思维、计划、决策等高级认知过程中的表现。     

特质自我控制个体在多源干扰任务下的认知神经机制

本研究采用事件相关电位技术(ERPs)结合多源干扰任务(MSIT)范式来探讨特质自我控制个体的认知神经机制。考察了高、低自我控制者各26名在MSIT任务上的差异。结果：高自我控制者的反应时显著长于低自我控制者。在MSIT冲突条件下,高自我控制者的N2和P3(LPC)波幅比无冲突条件更大。结论：高自我控制者较低自我控制者处理冲突干扰更慢,需要的注意资源较多,激活前额叶中部脑区。     

Does Partisan Bias Modulate Neural Processing of Political Information? An Analysis of the Neural Correlates of Corruption and Positive Messages

Daily worldwide newspapers print articles exposing government corruption. Yet these messages do not lead to a loss of votes for the corrupt parties. Sympathizers’ partisan bias, which respectively minimizes and maximizes corruption and positive messages of their own parties respectively, is widely considered the main cause of the loss of effectiveness of political communications. Despite the well-established existence of such bias when processing political information, little is known as to its psychological origin. Through the use of neuroscience (fMRI), this study explores the underlying brain mechanisms of negative (corruption) and positive political messages related to a conservative and a socialist Spanish political party, as well as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their sympathizers. The findings reveal that negative (vs. positive) political messages exert the greatest neuroimaging impact on the electorate, as shown in aversive, risk, and disappointment-related brain regions. Interestingly, we show that there exists a main partisan bias against opposite parties (and not a positive bias toward one’s own party) that stems from a higher risk, ambiguity, and disbelief provoked by both positive and negative information about rival parties. Furthermore, this bias was more pronounced among conservative supporters. The current findings provide valuable insights for political parties to improve their communication campaign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