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医学伦理学的四种研究进路及其反思

当代中国医学伦理学尚未形成统一的学科范式,但主要有四种研究进路：应用伦理学进路、经验主义进路、道德教育进路和生命伦理学进路。这四种进路在学术界占据着主导地位,构成了医学伦理学的基本知识图景。但是任何未经反思的知识前提都是不可靠的,需要从本体论、知识论和价值论的层面对它们进行认真的反思,以构建更加科学和系统的理论体系。在本体论上,需要考虑伦理学概念的本质属性及其与医学实践的联系。在知识论上,需要质疑伦理理论和具体应用之间的适用性和相关性。在价值论上,需要考虑伦理学研究和实践中所涉及的价值取向。

     

医患合谋诱导医疗保险消费的道德风险及其规避

通过对医患合谋诱导医疗消费的道德风险产生的原因进行系统分析,找到规避这种风险的可行办法。医疗保险领域广泛地存在着道德风险,其中以供方诱导需求下的医患合谋表现最为突出,它的存在与目前医疗保险的付费方式、制度本身的漏洞、利益的驱使、医生的自我保护等多方面因素有关,其后果是增加了医疗保险的负担,导致了保险基金的浪费。规避供方诱导需求下的医患合谋需从政策、医方、患方三方入手,并辅以一定的配套措施,才能从源头上杜绝这种道德风险。     

不同民族文化对负性情绪调节的影响:来自ERPs的证据

采用认知重评和表达抑制策略考察不同民族文化对负性情绪调节主观体验和事件相关电位活动的影响。结果发现,汉族和少数民族文化个体在两种策略下均呈现负性情绪感受显著降低,并且汉族表达抑制的情绪体验得分低于少数民族。此外,负性情绪图片相比中性图片诱发了更大的P2成分,表达抑制相比认知重评在额-中区诱发了更大的P3成分。更重要的是,900~1200ms时间窗内,汉族个体认知重评和表达抑制后LPP波幅均降低,但少数民族文化个体仅在认知重评条件表现出LPP波幅的显著下降。以上结果表明不同民族文化背景下负性情绪调节的效果不同。     

情绪音乐影像库的初步编制与评定

音乐表演影像材料的情绪诱发功能有音乐和影像的共同优势,但目前缺乏以音乐表演为内容的情绪音乐影像库。试图建立可供相关研究使用的情绪音乐影像系统。根据前期研究使用过的材料、相关研究结果及音乐专业人士的建议,收集分别表达愤怒、恐惧、悲伤和开心的音乐,包括歌剧、交响乐、民乐等,剪辑为30秒左右的片段,非音乐专业被试对材料的情绪类型和强度进行评定,最终筛选出能有效诱发目标情绪的64条音乐影像材料。未来可在测量指标的客观性和审美性及被试和音乐材料的样本量两方面改进。     

儿童对他人情绪与过去经验的关系的认知

用设置故事情景的方法对儿童对他人情绪与过去经验的关系的认知进行了实验研究。研究表明,4～7岁儿童能够认知他人情绪与过去经验的关系,认知能力随年龄的增长不断提高。情绪效价和情绪情景的匹配性影响儿童对他人情绪与过去经验关系的认知。4、5岁儿童更能认识到正性情绪情景条件下体验到负性情绪的他人情绪与过去经验的关系,其得分显著高于其它情绪情景故事和行为故事。     

不同情绪模式的图片刺激启动效应

探讨了不同情绪模式的图片启动效应。选取大学生被试240名,将其分成4组,一个实验组和一个控制组,实验组组分别施加愉快、悲伤和恐惧情绪刺激,控制组施加中性刺激,然后检测4个组的情绪变化情况。结果发现,通过图片产生的情绪启动效应是明显的,实验组的情绪强度都超过控制组,尤其是愉快情绪和悲伤情绪,与控制组差异显著。研究还发现了情绪启动效果随时间而发生变化的趋势,消极情绪（悲伤情绪和恐惧情绪）随着时间的推移,强度锐减,在3分钟内基本恢复正常;但是,在短时间内（5分钟）,积极情绪（愉快情绪）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产生了增长的趋势,这种趋势可能是由于人的心理促进作用造成的     

共情与中国民族音乐情绪识别的关系：来自ERP的证据

音乐情绪识别能力是利用音乐开展情绪调节的基本条件。传统的以五声音阶为基础的具有独特韵味的中国民族音乐反映了中国人独有的情感和价值观念, 在情绪调节和音乐治疗方面具有积极的作用, 是研究音乐情绪识别的有效音乐刺激。本研究采用跨通道情绪启动范式, 通过人际反应指针问卷筛选出高、低共情组被试各36人参加脑电实验, 考察共情能力对中国民族音乐情绪识别的影响。脑电数据显示, 在进行中国民族音乐情绪内隐识别时, 将宫调和羽调音乐作为启动刺激, 诱发了中期的P2、N400以及晚期正成分LPC (Late Positive Component)。低共情组P2和N400成分的波幅大于高共情组, 高共情组LPC成分的波幅大于低共情组。本研究第一次从电生理层面考察了不同共情能力的个体在进行中国民族音乐情绪识别时的神经反应差异。高低共情组在中国民族音乐情绪识别不同阶段的注意投入可能影响了其对音乐刺激的感受, 进而影响音乐情绪识别。     

具身道德隐喻映射机制的双向性及其问题——基于具身效应“可重复性危机”的思考

具身认知研究虽已取得令人瞩目的进展,但某些具身效应存在可重复性较低的问题。若长期忽视这一问题,将严重损害心理学的科学性,甚至引发一定程度的“可重复性危机”。本文从道德概念清洁隐喻的两大映射方向出发,基于两大实验类型对相关研究中可能存在的问题因素分别展开分析。未来研究应关注更注重社会互动的组织道德,将道德概念具身隐喻研究引申到现实问题中,并借助认知神经科学技术更全面地考察身体经验、情绪体验和认知加工在道德清洁隐喻加工中的作用。     

身体清洁增加道德判断严苛性:来自元分析的证据

该研究采用元分析技术探讨身体清洁对道德判断影响及其调节因素。通过文献检索和筛选,共有14篇文献29个独立样本符合元分析标准(N=4184)。元分析结果显示,身体清洁对道德判断影响的效应量较小(d=-0.233),且身体清洁总体上可以增加道德判断的严苛性; 调节效应检验表明,身体清洁对道德判断的影响不受身体清洁方式、清洁启动方式与东西方文化背景的影响。     

道德外语效应的三种机制及与外语水平的关系

道德外语效应(Moral Foreign Language effect)是指人们的道德判断在外语条件下发生改变的现象,自该效应提出以来,其背后的机制一直都是研究的热点。道德外语效应的解释机制主要有审慎加工增强、情绪反应减少和道德规范联结的减弱等。本文对三种影响机制进行了探讨,发现情绪、道德规范和外语水平对道德判断可能会产生影响。同时,本文指出未来可以从自我控制、认知启动效应、消极情绪启动效应及道德规范与外语水平之间的关系进行研究和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