叙事医学教学对提升医学生共情能力的有效性研究

医学对医学生的人文素养有高度的要求,但医学教学中普遍缺乏对医学生共情能力的教育。为提升医学生共情能力,研究提出多层次叙事医学教学建设,通过特定的训练方法即精细阅读与反思性写作,提高医学生的共情和反思能力,在临床医学专业平行班级中,采用整群抽样方式,试验组进行多层次叙事医学教学,对照组常规教学方式,并通过中文版《杰斐逊共情量表》进行两组共情能力比较。结果表明接受多层次叙事医学教学组共情能力优于常规教学组,更有利于医学生以患者为中心的共情管理能力培养。

     

急诊医学医患共同决策中的博弈分析

通过急诊医学的实践,借助博弈论方法分析了急诊医学中实施医患共同决策（shared decision making,SDM）的现状,为急诊医学中实施SDM提供参考意见。分析发现,在急诊医疗决策中存在“公地悲剧”“蜈蚣博弈”“博傻理论”等博弈现象。急诊医学中的信息技术滞后、医患对SDM的认知不足、医患信任等因素是影响SDM在急诊医学中实施的重要博弈因素。通过推动急诊医学的信息化建设、SDM理念的普及和技能培训,借助博弈论的方法和相关法律制度的完善,提升互联网作为健康宣传和健康教育的工具作用,有利于SDM在急诊医学的应用推广,从而促进急诊医学和谐医患关系的构建。     

宋代医官磨勘制度初探——兼论王安石思想对其影响

磨勘是宋代对于官员进行考核迁转的制度。但宋代初期在制定官员磨勘制度之时医官并未涵盖在内,并且医官的转任也有着相当的限制。北宋历次重大改革均将医学教育作为改革的重要内容,自此培养了大批医学人才,医官转任的限制也有逐渐放松的趋势。在王安石变法思潮的影响下,宋政府出于管理的需要,于熙宁年间正式确立医官磨勘制度。至宋徽宗重新启用变法派,于国子监设立中央医学,医官磨勘制度结合中央医学的设立有了进一步的细化和发展。虽然在制度的实施过程中由于管理不善出现过种种乱象,但医官磨勘制度对后世的医学发展有深远影响。

     

入学过渡期高中新生大五人格与主观社会地位变化轨迹的关系：基于潜变量增长模型的分析

为了考察入学过渡期高中新生主观社会地位（subjective social status, SSS）的变化轨迹及人格在其中的作用,本研究对546名高一新生进行了历时4个月的4次追踪测试。基于潜变量增长模型的分析结果显示：（1）SSS呈阶段化线性增长,且个体间差异显著;（2）人格中的外倾性、宜人性、责任心和开放性均能显著预测SSS的初始水平;（3）外倾性、宜人性和神经质对SSS的第一阶段变化速度有显著预测作用。结果表明,SSS会在新生入学后1个月内初步形成,且人格与其变化轨迹有关。     

我国公立医疗机构转型政策量化分析

分析我国城市一二级公立医院转型为康复医院、老年护理院等接续性医疗机构政策的内外部特征,为后续政策的制定与完善提供参考。通过构建政策工具、政策利益相关者、政策力度三维政策分析框架,对相关政策进行多维分类分析。得出相关政策发文量呈波动增长趋势;环境型政策工具使用过溢,供给型政策工具内部结构配置失衡,需求型政策工具应用匮乏;对不同政策利益相关方的关注度存在差异;政策顶层设计欠缺,整体政策效力不高。建议优化政策工具使用,平衡各利益相关方需求,完善政策体系内容。

     

记忆中枢海马体的发现与命名

海马体是大脑存储记忆的主要位置,一直是神经科学领域研究的重点。20世纪对海马体功能的揭示得益于解剖学的早期研究。海马体解剖学研究始于文艺复兴时期,但囿于大脑结构的复杂性和解剖学技术的不完善,当时对海马体的认识存在局限性。在16世纪～18世纪初期解剖学界对海马体的命名产生了分歧,出现了公羊角、阿蒙角等一系列用于描述海马体的术语,18世纪末期海马体形态学研究的突破,结束了两个世纪海马体命名的分歧。从医学史的角度出发,构建了海马体发现及命名的历史过程,旨在从中借鉴经验,更好地推动神经科学的发展。

     

医务社会工作介入的灵性视角：理论、实践与展望

灵性健康被学者视为所有健康层面中最深沉、最核心的部分,可以支持和影响其他的健康层面。不过,在当前中国的医务社会工作实践中,灵性资源相对匮乏,还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在不同历史时期,医务社会工作中的灵性视角有着多层次、多维度的丰富内涵。在医务社会工作实践中,灵性视角的运用体现在非线性的介入策略、丰富的实务技术,重视服务对象的生命意义问题。灵性视角具有独特的意义和价值,与医务社会工作有较强的契合性。在医务社会工作实务、研究和教育中,需要加强对灵性视角的理解和自觉应用。

     

秒回?信息通讯技术时代的职场通讯压力

职场通讯压力是指员工想要快速回复基于信息通讯技术(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 ICT)的工作消息而体验到的紧迫性, 现有研究对其成因及影响路径的探讨较为零散且缺乏系统性认识。基于工作要求-资源模型并结合努力-恢复模型, 讨论作为工作要求的ICT使用以及作为个人要求/资源的个体因素对职场通讯压力的前因作用; 探讨职场通讯压力因阻碍恢复活动而对员工身心健康以及工作和家庭领域产生的消极影响, 以期增进对职场通讯压力的全面了解, 丰富现有研究对ICT使用后果的认识, 并为未来研究的展开以及员工职业心理健康干预实践提供参考。     

新中国成立以来现代针灸学发展的三个阶段——兼论朱琏事件的历史影响与启示

伴随着中医政策的调整,以朱琏创建的“新针灸学”为代表的现代针灸学经历了三个不同的历史阶段：第一个阶段（1949年～1955年）：现代针灸学获得了快速发展,强调中医科学化,现代针灸学成为针灸学的主流;第二个阶段（1956年～1989年）：现代针灸学被长期边缘化,针灸学复归清朝之前的基本体系,传统针灸成为了针灸学的主流,并延续至今;第三个阶段（1990年～至今）：现代针灸学再度受到关注,学术界认识到针灸科学化、现代化是未来的发展方向。需要认真研究制定既有利于传承又有利于创新的中医政策,避免政策的重大摇摆。

     

医疗机器人的伦理风险与治理探析——基于“医−患−机”分析框架

基于“医−患−机”分析框架,医疗机器人的不断发展面临主体资质复杂、责任认定困难等责任伦理风险,医患关系重构、医患信任危机等医患伦理风险,数据质量与数据隐私等数据伦理风险,算法安全与算法偏见等算法伦理风险以及医疗资源分配正义风险。医疗机器人的伦理治理要以医学伦理和机器人伦理准则为依据,建立多元伦理治理体制,推动学术共同体的构建,探索自愿型、调节型与管制型等伦理治理工具的组合运用,加快医疗机器人伦理治理的法治化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