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创新对提高医疗服务质量驱动力的探析

技术创新在人类发展史上起着里程碑式的作用,同样推动现代医学快速进展和持续进步。医疗技术是医疗质量的核心,技术创新能够全方位提升医疗服务质量。结合国内外医疗相关技术创新的现况和医院实践,剖析了技术创新在提升医疗服务质量中的驱动作用,结合自身实践,从医疗设备技术创新、医学信息技术创新、医学技术创新思维和理念这三个方面,对技术创新促进医疗服务质量提升的实现途径进行探讨,为持续改进和不断完善医疗服务质量提供新的思路和手段。     

关于生态医学:是补充,不是取代

生态只是影响生命和健康的因素之一,而非全部;生态有其明确的范围,不能无限扩大;生物医学是整个医学的基础;生态医学要成为科学,必须植根于生物医学的基础;生态医学很难成为一种独立的医学模式,只能是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的补充,理想的医学模式应当是生物心理社会生态医学模式;探索生态是如何影响生命与健康,如何应对生态之于生命与健康的影响,如何调整医学理念,是生态医学面临的三项任务。     

人体生物医学研究中受试者权益保护对策

在人体生物医学研究日益发达的今天,受试者权益保护问题逐渐浮出水面。目前我国对受试者的保护主要依赖于知情同意书和伦理委员会,关于受试者权益保护的规范性文件存在层级低、不系统和不完整等问题。建立专门的受试者保护法,完善受试者权益保护相关制度迫在眉睫。研究认为,制定专门的人体生物医学研究受试者权益保护法律,完善伦理委员会制度,推行强制保险以及救济金制度,建立严格的责任体系、开展积极的社会教育是受试者权益保护的基本对策。     

医学教育中医师职业精神评估方法初探

医师职业精神是每个医师所必须达到并表现出来的一个基本胜任力,相应也是医学职业教育的重要内容。对医师职业精神的细化和评估是促进医师职业精神建设的基础,各种评估方法也是促进职业精神教育的基本工具。国外目前主要的医师职业精神评估方法为伦理知识和道德推理检测,定性、定量的观察评价。观察评估主体包括自评和不同来源的他评。结合医学教育的不同阶段选用合理的职业精神评估方法,可为国内医师职业精神的建设和教育提供参考和借鉴。     

2000年~2012年医学人文领域传统文化研究状况文献计量学分析

以“医学人文”及“中华传统文化”为关键词,在“中国知网”检索2000年~2012年相关文献合计163篇,文献分类后进行汇总、分析。2000年~2012年,研究成果数量总体呈上升趋势,尤其2009年后增长迅速,显示传统文化对医学人文发展的价值日益被重视;成果类型以期刊论文占绝大多数,系统性的研究成果较少;研究内容侧重于儒家文化与医学人文、中国传统医学伦理等领域的研究,对道家、佛家医学人文相关研究涉及较少;研究人员主要集中于中医类院校,现代医学领域相关研究人员较少。     

“助手”还是“杀手”：用ChatGPT求医问药的风险分析

ChatGPT正在影响人们求医问药的传统方式,将医疗保健应用场景从院内转移到院外,提高了医学知识和诊疗信息的可及性。但ChatGPT在回答医学问题时也存在不足,如回答内容的不准确性和随意性,也难以将每个患者视为独立个体并给出体现医者智慧、思想和精神关怀的答案。用ChatGPT求医问药还存在生命健康、道德伦理、安全隐私和医疗公平风险。未来,在人工智能赋能医疗发展并促进人类健康的同时,仍应警惕ChatGPT对生命健康权、知情同意权、隐私保护权的冲击。

     

生物医学工程:医学工程思维的人文困惑

生物医学工程引入新的人文问题。其认识主体、认识角度和学科范围都是基于工程的,实质是工程对医学的改造。"医学工程共同体"改变了医师结构和群体,使"医患关系"复杂化。"机器"思维使医学有变为"机器医学"的危险。生物医学工程加剧以"身心二分"为特点的当代医学人文困惑。     

科学发展观与生态医学模式

分析了生物医学模式没有转型为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的原因。认为生态危机背景下的医学发展模式研究,应把提高人的生命质量和改善人的生存、生活环境等相关条件,纳入视野之中,这正表现出生态医学模式的价值基础与科学发展观在根本上的一致性。以生态医学模式引领未来医学发展是实践科学发展观的必然要求和具体行动。     

The Faulty Magnitude Detector: Why SNARC‐Like Tasks Cannot Support a Generalized Magnitude System

Do people represent space, time, number, and other conceptual domains using a generalized magnitude system (GMS)? To answer this question, numerous studies have used the spatial‐numerical association of response codes (SNARC) task and its variants. Yet, for a combination of reasons, SNARC‐like effects cannot provide evidence for a GMS, even in principle. Rather, these effects support a broader theory of how people use space metaphorically to scaffold their understanding of myriad non‐spatial domains, whether or not these domains exhibit variation in magnitud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