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隐社会认知的研究方法综述

内隐社会认知(implicit social cognition)是指在社会认知过程中虽然个体不能回忆某一过去经验(如用自我报告法或内省法),但这一经验潜在地对个体的行为和判断产生影响。内隐社会认知研究采用的是内隐记忆的间接测量技术和方法,使原来行为主义、精神分析学派等无法实证研究的内部心理过程得到了直接的实验室观察。将人的认知过程的两个方面结合起来考察,具有更为全面的理论基础。随着内隐记忆研究方法的不断进步与创新,内隐社会认知已成为社会认知领域的一个研究热点。     

胚胎植入前遗传学诊断(PGD)的伦理思考

针对现在研究者往往关注胚胎的生理质量而忽视伦理选择的现象,用伦理的视角审视实施胚胎植入前遗传学诊断(PGD)的行为,赋予生命科学行为必要的伦理思想.综合各种理论流派的观点,结合临床工作,得出人们在伦理道德上比较容易接受PGD中进行胚胎的优选的结论,用以指导PGD的发展.     

北宋道士陈景元的老学思想新探

北宋道士陈景元的《道德真经藏室纂微篇》,颇具理论特色:(1)对“道生万物”论与“万物独化”论两种对立的思想作了调和;(2)将“常道”和“可道”分别对应于道家的自然无为和儒家的仁义礼智信,认为道与仁义礼智信是体用关系;(3)对人性之本源与人性之现实表现作了区分,认为人性之本源相同,而现实表现则有上、中、下三等;(4)将“无为”的内涵诠释为“不越性分”。     

论孔子的天命、人性及政治价值依据

孔子对天命的理解和体认,是在对殷周时期对天的基本价值观批判继承与创造发展的基础上完成的;孔子的天命观,经历了一个由信仰、怀疑直至超越的历程,经历了由神学、道德天命观向带有自然倾向的天道观念转化的过程。在人性论上,孔子作为“人性”理论的首倡者,奠定了以后儒家思想中对人性问题叙述和理解的基调,奠定了中国传统思想中有关这一问题的基本框架,后来的孟子、荀子将人性问题从善恶两个方面做了极端性的发挥。本文指出,由于受殷周以来传统政治思维模式的影响,孔子把其天命论、人性论作为其思想体系的出发点和政治价值依据。如果说天命为孔子政治思想体系建构的外在价值依据,那么,人性则成为孔子政治思想体系建构的内在价值依据。孔子的思想体系正是寻找到了具有超越性的两大价值依据,因此,不但具有了超稳定的仁—礼政治结构模式,而且成为影响中国政治社会与政治文化的最重要的政治思想资源。     

PTSD与PTG的关系:来自教师群体的追踪研究证据

采用追踪研究的方式,在汶川地震后一年和一年半两个时间点,对极重灾区的116名中小学教师进行问卷调查,通过建立交叉滞后模型,探讨其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和创伤后成长(PTG)在时间进程中的相互关系。结果显示:(1)震后一年和一年半的教师,其PTSD水平较低,PTG水平中等,两者具有一定稳定性;(2)在同一个时间点上,PTSD和PTG的相关不显著;(3)震后一年的PTG能显著负向预测震后一年半的PTSD,而震后一年的PTSD不能显著预测震后一年半的PTG。成长对于长期的创伤后负性应激降低有积极作用,可采用积极的视角来进行心理重建。     

西方人格理论的人性观

本文指出西方人格理论实际上是研究者建构的对人性的图解或模式,并对莱波曼的“人性的基本宗旨”加以改造,从五个维度对西方的四大主要人格理论的人性观作了剖析,指出：建立一个更加合乎现实的人格理论必须具有一种综合性的人性观。     

论对不可宽恕者的宽恕

“人际宽恕”乃是过错行为的受伤害者对过错方的一种原宥行为。德里达提出“唯有宽恕不可宽恕者方为宽恕”。该主张从当事人双方的相互行为后撤,强调受害者单方面的无条件的“赠予”性宽恕。但这种主张却忽视了过错方视角以及与之相应的宽恕的“挣得”性特征。思考“不可宽恕者”这种特殊形式的“人际宽恕”需要综合考量当事人双方选择上的开放性,尊重当事人尤其是受害者的“体验之秘密”。为此,我们借助道德心理学分析,趋近对“不可宽恕者”的性质与面貌的同情性理解与准确的呈示,避免像德里达那样简单地回避或转移问题。     

弗洛伊德式主体的发生、结构与伦理地位

作为弗洛伊德晚年最重要的文本之一,《（自）我与它》（Das Ich und das Es）既是弗洛伊德对其理论发展的深化与总结,也是对精神分析理论创立以来所面对的临床难题的反思与回应。然而,由于从英译本转译且尤其是对弗洛伊德思想缺乏确切把握等原因,汉语学界长期以来都以“本我—自我—超我”的所谓“三我”结构来概括弗洛伊德在文本中构建的精神装置模型,因而错失了弗洛伊德在文本中所呈现的（自）我与作为构成（自）我之基础的“非我”即“它”之间的内在张力及其效应,进而也错失了洞见弗洛伊德式主体的发生、结构与伦理地位的重要契机。结合拉康对弗洛伊德“它曾在处,我应生成”（Wo Es war,soll Ich werden）的解读,有理由认为弗洛伊德已经揭示了在布伯式的“我—你”关系或列维纳斯式的“我—他”关系之先,对作为主体的“（自）我”具有更加原本的存在奠基作用以及伦理意谓的“我—它”关系,以及这种关系的创造性重构对于精神分析治疗的实践意义。     

论人性及人性的价值导向和制度规约

我们不能笼统地或抽象地谈论人性是什么。人性是具体的,具体的人性是具体的活生生的个人在其特定的社会时空和社会关系中满足和实现需要的行为表现,人在满足需要的行为中表现其人性,在社会关系中获得规定性。人性从表现到获得规定性,存在着两道“闸门”,即价值导向和制度规约。     

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关于中西部开发的思想与实践

我国三大经济地带发展不平衡性和广大中西部地区的贫穷落后 ,始终牵动着三代中央领导集体的心弦。以毛泽东同志著名的《论十大关系》为标志 ,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就中西部发展 (开发 )问题 ,先后作过初步设想和探索 ,成绩中有所不足。以邓小平同志“两个大局”思想和“让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 ,然后共同富裕”的构想为基础 ,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走出了一条“有先有后 ,有轻有重 ,东西互助 ,分享利益”的宏观酝酿与发展 (开发 )之路 ,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以江泽民同志 1999年 6月 17日西北五省国有企业改制工作会议上提出“西部大开发战略”为起点 ,此前以后 ,全国上下响应党的号召开始了中西部发展 (开发 )的全面启动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