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人性化知觉:内涵、测量及相关研究

去人性化知觉是人们对人性的否定性认知,它与暴力行为有着密切的联系。本文在介绍去人性化知觉的内涵和测量的基础上,梳理了导致去人性化知觉的情境因素和个体因素,并阐述了去人性化知觉对攻击性和亲社会性的影响。未来研究可以从四个方面开展,包括丰富研究变量、加强干预研究、拓展研究方法、进行本土化和跨文化研究。     

SC-IAT范式下中学生良心的内隐性

目的:研究探讨了单类内隐联想测验(Single Category Implicit Association Test,SC-IAT)测量中学生良心的可行性,并分析内隐良心和外显良心的关系。方法:采用E-prime3.0软件编制SC-IAT良心测量程序,测量了中学生内隐良心; 采用青少年良心问卷测量了中学生的外显良心,并运用相关技术分析两者之间的关系。结果:SC-IAT实验中,中学生良心的内隐效应显著,且不存在性别、独生与否、学段、家庭结构、家庭所在地等人口统计学指标上的显著差异; 内隐良心与外显良心之间的相关不显著。结论:(1)中学生良心存在积极内隐效应;(2)外显良心和内隐良心相互分离,是两个不同的建构。     

商业与道德:对斯密、弗里德曼和德鲁克观点的分析

斯密、弗里德曼和德鲁克三位学者提供了一种贴近企业实践的视角去理解商业与道德的关系,希望在真实且具体的商业实践中看待企业伦理问题.斯密强调人的私利心,但他反对把自利与损人等同,主张将个人利益和他人利益、个人利益和社会利益相统一;弗里德曼继承了斯密"人性自利"的假定,推崇企业在市场环境下展开公开而自由的竞争,企业的社会责任就是在法律和基本的道德规则约束下追求利润;德鲁克认同弗里德曼关于企业应该固守盈利本分的观点,认为企业应在绩效能力和职权能力范围内承担社会责任,主动地将企业的发展和社会的整体利益有机地结合在一起,使企业的发展能够促进社会共同的福利.     

“以义治性”何以可能——墨家人性论新探

墨家以“染丝”作类比,将人性区分为本原之性和所染之性。本原之性内含可善可恶的潜质;所染之性受外部环境影响,彰显不同的善恶行为。基于“利”这一善恶的判断标准,墨家指出“仁者寡”“人异义”“不相爱”和“自利”四种人性之消极面向,并主张建构一个以“天之性”为根本的相爱相利的共同体,从而指引人心人性向善去恶。但墨家人性学说并没有就此止步,而是由“以利言性”的外在实践逐渐转向“以义治性”的内在实践工夫,即人以“观”之工夫,感通于“天”,使“天之义”内化于人心,并通过“克己”的修养工夫,外化为一种相互的善意。     

逻辑分析法与中国现代形上学的新开展

走出形上学的迷失而进行形上学的重建,是近代以来的中国哲思的主题.自上一个世纪的上半叶,冯友兰先生就率先创造性地运用了西方的逻辑分析法,建立了一个纯形式的形上学体系--新理学,超越了中国传统哲学没有形式化系统的形上学的局限,提高了中国传统形上学的空灵性、抽象性、范畴化、概念化和系统化的程度.但是他的这种新理学也存在着内在的紧张、脱节与失序;因此如何克服和超越这些历史限制,这是他留给我们的历史课题.他的新理学之"由正入负"的方法论取向,确为中国现代形上学的新开展开辟了新方向,因此我们可以由"照着讲",而"接着讲",进而在现代逻辑、现代哲学和生活世界的三项互动的场域及其变动中,实现中国现代形上学的名与象、智与仁、思与诗、形式与内容、德性与理性、分析与综合的统一,使中国哲学成为世界哲学之重要的一支.     

理论和处境:汉语基督教伦理研究的基本思路探究

本文探究汉语基督教伦理研究的基本思路问题,特别关注具体处境中基督教价值的公共意义问题,论文包括:第一部分,考察1980年以来汉语基督教伦理研究的主要内容,总体上看,其中包括两大方面:一是对基本伦理概念(比如人性、爱的观念)及其与中国传统思想相关观念进行比照的研究,二是实践和具体社会处境的角度,包括从基督教角度对于中国基督徒的道德生活以及全球和本土范围的社会公共问题的研究;第二部分依据相关的基督教伦理研究成果,参照中国思想资源和当代社会的道德议题,反思汉语基督教研究的处境性问题并寻求重新阐释某些基督教教义的可能性.研究采用基督教伦理研究中的实在的和处境化的进路,将之放在一个特定的文化和社会背景下并考虑到其具体和当下的条件来展开对基督教伦理思想的论述.     

从《商书》看商代的人性思想

商人认为人的天性中包含有欲望,现实中人们的本性容易受到恶人的影响而变坏。此外,个人多行不义,是人性变恶的重要内因。同时,商人认为人性包含有某些不变的因素,例如现实人性中有追求安逸稳定的特点,这本身并无善恶可言,但当这种心理膨胀到妨害国家长治久安的利益时,就变成了恶。君王通过扬善伐恶的政治措施促进人性向善。对于个体的人性修养而言,克制私心、坚持道德学习是人性修养的重要途径。     

德性是相对的吗 —— —以孔孟的德性论为例

自上世纪德性论的转向以来,德性论是否可能受到了广泛的质疑.许多学者认为德性论由于强调通过人的习惯行为养成德性,因此,德性是与特殊的社会条件联系在一起的,具有相对主义的特征,不具有普遍的性质.对于这些质疑,以孔孟的德性论为例观之,孔孟的德性论不仅有一个社会性的维度,还有一个人性论的维度,这为德性论超越具体的社会条件的局限而具有普遍的性质提供了可能.而德性培养过程中的智能的作用恰可起到联系特殊与一般的作用.伦理道德的普遍性具有与理论科学中的普遍性不一样的特征,具有大体如此的特点.     

先秦儒家“礼”的解读

"礼"作为最具普遍意义的伦理道德规范,对人的约束是全面而深入的。它不仅从外在的礼仪规范约束人的行为,即起到我们所谓的"修身"的作用;而且通过伦理道德的形式对人的思想观念进行引导,从而实现内在化的"养性"的作用。经过修身养性的作用之后,"礼"最终落脚于个体的道德实践上。     

斯坎伦论价值与理由

斯坎伦在其著作《我们彼此负有什么义务》中提出了"推卸责任的解释",对事物具有的自然属性、有价值的属性以及我们对事物采取某种行为的理由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新的解释。根据这个解释,价值不能为我们提供行动的理由,理由是由事物的其他低阶属性提供的。这一观点受到了"双重条件"、"取消主义"、"错误理由"的三重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