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生宽恕行为抑制机制的个体差异多因素系统模型的初步建构

为探讨神经质特质、大学生宽恕行为、焦虑型依恋及攻击型幽默风格之间的关系,选取550名大学生为被试,采用大五人格问卷、情景宽恕问卷、成人依恋问卷及幽默风格量表进行测试。结果表明：（1）神经质对大学生宽恕行为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并间接地通过焦虑型依恋对大学生宽恕行为产生作用;（2）攻击型幽默风格在神经质对大学生宽恕行为的影响中起显著的调节作用,具体而言,在高攻击型幽默风格水平下,神经质对大学生宽恕行为的预测更强。     

中学生生活事件、应对方式及焦虑的关系研究

为了探讨中学生生活事件,应对方式及焦虑之间的关系,对兰州市九所中学共1964名中学生进行了问卷调查。结果发现;(1)影响中学生心理健康的主要生活事件依次为学习压力、人际关系问题、受惩罚。(2)中学生对各种生活事件的应对方式与其焦虑程度有关。(3)应对方式是作为生活事件与心理健康的中介变量而存在并发挥作用的。     

模糊道德事件中权威对儿童道德推理影响的研究

研究使用模糊道德事件来研究儿童权威概念对其道德判断的影响,并初步探讨了权威的个人特征对儿童的道德判断的影响.结果表明,使用模糊道德事件的研究材料能诱发儿童根据故事情境中的权威观点来进行判断;模糊道德事件判断结果表明儿童的独立道德判断立场会因为较高级别权威(校长和教师)的相反观点而改变,但很少会因为低权威或无权威者(班长与普通同学)的相反观点而改变.     

不同情感强度正性生活事件的情感和行为反应:多模型的检验和整合

3个实验探讨情感强度不同正性生活事件对个体情感和行为反应的影响。发现:(1)面对复合正性生活事件(1高正+1低正),个体会感觉比面对1个单独的高正性情感强度事件的正性感受更低,出现平均效应,2个正性生活事件不如1个好;进一步研究发现:(2)当复合正性生活事件为异类时,出现平均效应;当事件为同类时,出现累加效应;(3)当复合正性生活事件有明显的时间特点时,个体加工符合峰-终定律的解释。     

亲子关系和朋友支持对流动儿童情绪和行为适应的保护作用

以1008名初中流动儿童为研究对象,在压力背景下探讨亲子关系和朋友支持对流动儿童不同情绪适应（孤独感、社交焦虑）和行为适应结果（问题行为、亲社会行为）的保护作用,并揭示二者保护作用的适用领域及其差异。结果表明：（1）亲子关系显著预测行为适应,朋友支持显著预测情绪适应和亲社会行为。（2）亲子关系能够缓解压力事件对流动儿童问题行为的消极作用。（3）朋友支持能够缓解压力事件对流动儿童孤独感和社交焦虑的消极作用。（4）尽管亲子关系和朋友支持都能够缓解压力事件对流动儿童亲社会行为的消极作用,但压力事件较少时二者的保护效应更强。这提示流动儿童与父母和朋友的紧密情感联结能够缓解压力事件对其情绪和行为适应的消极作用：父母是缓解行为适应问题的保护因素,朋友是缓解情绪适应问题的保护因素;积极行为适应能够同时获益于父母和朋友支持。     

大学生生活事件与抑郁的关系：有调节的中介作用

基于当前抑郁的实证和理论研究现状,对大学生抑郁的形成过程进行探究。采用大学生生活事件量表、流调中心用抑郁量表、自尊量表、多维度多归因因果量表、大五人格神经质分量表,以882名大学生为被试展开调查。结果发现：（1）大学生生活事件、自尊、抑郁、神经质、归因方式等两两显著相关;（2）大学生抑郁的形成过程是多路径的,多层次的,既有生活事件对抑郁的直接作用,又有生活事件对抑郁的间接作用;既有归因方式的简单中间作用,又有归因方式和自尊的链式中介作用,并且神经质在自尊到抑郁的路径中起调节作用。结果表明,大学生生活事件对抑郁的影响是有调节的中介作用,对此进行有针对性的干预可以减少抑郁的发生。     

文化疏离感对汉区高校少数民族大学生幸福感的影响机制

为揭示文化疏离感与汉区高校少数民族大学生幸福感的关系,以及压力性生活事件的调节效应和基本心理需要的中介效应,采用文化疏离感量表、压力量表、基本心理需要量表和幸福感问卷对汉区高校少数民族大学生幸福感进行研究。结果显示:(1)文化疏离感会降低汉区高校少数民族大学生幸福感;(2)压力性生活事件对文化疏离感与汉区高校少数民族大学生幸福感的关系具有调节效应;(3)这一调节效应是以基本心理需要为中介变量。因此,文化疏离感对汉区高校少数民族大学生幸福感的影响是有中介的调节效应。     

青少年个体心理危机的生成机制及影响因素

心理危机是一种失调的心理状态。青少年由于生理、心理发展的不平衡及生活事件的影响,容易产生各类心理危机,如不能及时发现并实施帮助,会增加心理障碍与疾病的发病率。因此,需要在探索青少年心理危机生成机制的基础上,对寻求专业心理咨询与治疗的青少年开展各项心理功能和特征的调查研究。调查结果显示,情绪不稳定的人格特征、情绪指向的应对方式等内在特质以及生活事件、童年受虐待的经历以及家庭环境等外在因素,是青少年心理危机的重要预测因素,焦虑情绪则可作为危机的重要预警指标。这些结果可帮助了解危机发生的机制和影响危机发生的因素,为青少年危机的预警和干预提供理论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