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绪诱发的视盲：一种独特的功能性视盲

功能性视盲是指由于某种原因导致正常的视觉系统出现视觉觉察丧失的现象, 例如变化知盲、注意瞬脱等都属于功能性视盲。情绪诱发的视盲指的是一个与任务无关的情绪性刺激的呈现吸引了注意以致个体无法对快速呈现的靶刺激有所觉察的现象。与注意瞬脱特别是情绪性注意瞬脱相比, 情绪诱发的视盲是以情绪刺激为干扰刺激, 考察情绪刺激如何以自下而上的方式吸引注意并干扰靶刺激的加工, 因此有着自己的特点：它没有lag1节省现象, 也没有像注意瞬脱那样严格的时间窗口限制, 不受干扰刺激与靶刺激物理特征相似程度的限制, 在心理机制上属于早期知觉阶段的加工竞争等等。情绪诱发的视盲表明情绪对注意在时间和空间两个维度上都有吸引或干扰作用。未来可以从考察神经机制、了解影响因素等多方面深化此领域的研究。     

竞争与情绪对顿悟的原型启发效应的影响

以汉字字谜为材料, 采用“原型学习-问题测试”范式, 考察不同竞争水平(高、中、低竞争强度和无竞争)情境下诱发的情绪效价(积极、中性和消极)对顿悟中的原型启发的影响。结果发现：1)竞争水平对字谜问题解决中的原型启发有显著影响, 低强度竞争水平最有利于靶字谜问题的解决, 中等强度和高强度下效果次之, 无竞争条件下效果最差; 2)诱发情绪对靶字谜问题解决的原型启发也有显著影响, 消极情绪和中性情绪下比积极情绪下靶字谜的正确率更高; 3)有无竞争与情绪效价之间的交互作用显著, 体现了竞争和情绪这两种动力相关因素在原型启发中的动力作用不是独立的。     

厌恶与道德判断的关系

来自问卷调查和认知神经科学的证据表明,厌恶与道德判断可能存在密切关系,但是研究者对两者之间的关系是一般性的还是特异性的尚无定论。有若干证据表明厌恶影响一般的道德判断,也有研究认为厌恶主要影响人们对纯洁领域的道德判断。未来研究需要明确界定厌恶的类别,区分厌恶与道德厌恶两种不同的构念,从疾病防御的角度理解厌恶的进化根源,以及测量厌恶启动之后人们对不同道德冒犯的内隐态度。     

小学生内疚情绪理解能力的发展

为了考察小学生内疚情绪理解能力的发展特点,研究采用问卷调查的方法调查两类成人(99名教师和278名家长)对小学生内疚情绪产生情景的评价,并在此基础上采用临床访谈的方法探究小学生内疚情绪理解能力的发展,结果发现:(1)相对于人际交往情景而言,小学生在学业情景中表现出更高的内疚理解能力;(2)在学业情景中,1年级到3年级是小学生内疚理解能力快速增长的时期。     

框架效应中的个体差异

框架效应是指框架的改变导致个体对同一问题的备择方案产生偏好转变的现象。Tversky和Kahneman的系列研究证实框架效应普遍存在, 但是随着研究的深入, 众多研究者发现个体特征会影响框架效应的稳定性, 这些个体特征主要包括人格、认知能力、认知风格、年龄和性别等。我们将来应该进一步从认知和情绪的角度, 全面研究框架效应个体差异的心理机制, 构建动态、综合的框架效应理论模型。     

积极组织行为学视角下的双重应激管理模式

积极组织行为学的兴起, 为偏向消极应激预防与控制的传统应激管理模式提供了新的思路。应激源对个体而言是中性的, 如果个体对之进行积极评估, 认为应激源可以维持或提升其幸福感, 则引发的反应既是积极应激反应。组织不仅应当注重应对消极应激, 还应当注重诱发和品味积极应激。应对消极应激与品味积极应激并重的双重应激管理模式, 是组织进行应激管理的较好选择。     

情绪调节的理论观点、相关模型及其展望

情绪调节近年来获得许多研究的关注,呈现跨学科趋势,但对其内涵仍存在争议。本文首先评述了情绪调节研究领域内两种典型的观点--单因素观和双因素观,然后对目前盛行的Gross的情绪调节过程模型进行述评,并从神经科学出发着重于Ochsner的情绪认知控制模型。未来可基于发展观采用观测和经验取样测量开展纵向研究,加强多水平的神经生物学研究,和情绪调节中个体差异的分子遗传研究。     

Creating Character: Aristotle on Habituation,the Cognitive Power of Emotion,and the Role of Prudence

For Aristotle creating a virtuous character means habituating a stable emotional state or disposition (hexis), which enables the agent to feel and act rightly, and to have the intellectual virtue prudence (phronēsis) complete this habituation. But because feeling or emotion (pathos) is a passive state, it is not clear in what way we can make ourselves be affected correctly. This paper tries to solve this apparent difficulty by emphasizing the cognitive power of emotion. It also examines the role of prudence in the acquisition of ethical virtue, supporting an anti-intellectualist understanding of practical motivation.     

暴力犯罪者对负性情绪信息注意偏向的ERP研究

采用视觉搜索范式,探讨了暴力犯罪者对情绪刺激（愤怒面孔与高兴面孔）的注意偏向特点。行为数据显示,相比非暴力组,暴力组对愤怒面孔的反应要显著快于高兴面孔,初步验证了暴力犯罪者对负性情绪信息存在注意偏向。ERP数据进一步表明,当目标刺激为愤怒面孔时,暴力组N2pc的潜伏期要显著小于非暴力组,说明暴力犯罪者对愤怒面孔的觉察早于高兴面孔,对负性情绪刺激更为敏感。由于N2pc的波幅不存在显著差异,差异主要表现在反应时和潜伏期,说明暴力犯能够更快的觉察到负性情绪面孔,但并没有对其投入更多的注意资源,出现回避模式,表明暴力犯对负性情绪信息的加工是一种警觉—回避模式。     

高确定性情绪（开心、愤怒）与低确定性情绪（悲伤）对信任的影响

本研究通过信任游戏的实验范式探讨了在与“受信任者”高/低可信赖性有关的信任线索时,具体情绪的确定性维度对信任行为的影响。实验一发现,当被试被告知“受信任者”在可信赖量表上的得分（高/低）时,个体在高确定性情绪（开心和愤怒）下的信任判断比低确定性情绪（悲伤）下的信任判断上更容易被受信任者的“可信赖性”水平的高低所影响;实验二发现,当告知被试“受信任者”的群体身份（内/外群）时,个体在高确定性情绪（开心和愤怒）下的信任判断比低确定性情绪（悲伤）下的信任判断更容易被受信任者的“内外群”身份所影响。上述结果表明,高确定性的情绪比低确定性的情绪更容易使被试的信任判断受到与“受信任者”是否值得信赖有关的线索所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