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忆源检测的双加工机制研究

本研究借鉴Mitchell等人的图词归源和早晚归源任务,引发启发式和系统式加工,并引入知觉流畅性变量,试图在知觉层面上分离两种加工的底层工作模式。结果发现:(1)源检测具有相对脆弱性,成绩显著差于再认。(2)启发式加工和系统式加工在加工速度和底层工作模式上分离,启发式加工速度快,其工作模式似乎是对刺激的知觉流畅性进行阈下水平的解释与归因,而系统式加工速度慢,其工作模式似乎是对意义的分析与推理。     

自传记忆的加工机制研究进展

自传记忆是关于个人生活经验的记忆,它有悖于Ehbinghaus的记忆研究传统。在国外．90年代以来自传记忆研究已成为继内隐记忆研究后．记忆领域的又一研究热点。自传记忆加工机制的研究是认知心理学对自传记忆研究的核心领域。本文主要评析了自传记忆的知识表征．自传记忆提取机制的研究进展。目前已有的研究结论是：（1）自传记忆是以个人生活片段知识、一般事件知识和具体事件知识三种方式表征的;（2）自传记忆的提取方式主要通过生成提取和直接提取方式来实现。     

QUESTIONING SCIENTIFIC FAITH IN THE LATE NINETEENTH CENTURY

The late nineteenth century was not only a time in which religious faith was questioned in light of increasing claims of natural science. It is more accurate to see the familiar Victorian crisis of faith as but one aspect of a larger historical phenomenon, one in which the methods of both religion and science came under scrutiny. Among several examinations of the status of scientific knowledge in the waning decades of the century, the treatment of the subject by the German theologian Wilhelm Herrmann and philosopher Hans Vaihinger rejected its objective nature and denied that either scientists or theologians had access to the truth of nature. Although this stance regarding the nature of science, religion, and their relationship was limited to intellectuals in German society at the time, it foreshadowed developments in our own day in which the traditional search for truth has been problematized.     

幸福的体验效用与非理性决策行为的偏差机制

基于体验效用的幸福包括预期幸福、即时幸福和回忆幸福,这三者有极其重要的本质差异,导致决策偏差和非理性。本研究运用行为科学和认知神经科学相结合的研究方法,首次从行为层次—信息加工层次—脑神经层次三个层面,立体地开展幸福感的体验效用与非理性决策行为研究。研究计划分为三个部分:(1)预期幸福、即时幸福和回忆幸福的本质特点和行为规律;(2)三种体验效用产生偏差的认知心理机制;(3)体验效用与非理性决策偏差的脑神经机制。通过系列研究,拟解决三个关键问题:(1)在人类判断与决策过程中,预期、即时和回忆三种效用是如何影响人们的判断与决策?(2)三种体验效用出现偏差的信息加工特点和脑神经机制究竟是什么?(3)三种效用的偏差规律及对政府公共政策的启示。对这些问题的深入探讨,不仅对决策理论研究的发展是一个贡献;对政府管理制定有效的公共政策,避免"牺牲体验追求指标",解决"幸福悖论",同样有很强的实践指导意义。     

不同位置的情绪面孔加工对返回抑制的影响

分别将情绪面孔图片作为线索（实验一）或靶子（实验二）呈现,利用线索-靶子范式考察了定位任务中情绪面孔加工对返回抑制的影响。结果发现：以不同情绪面孔作为线索时,返回抑制稳定出现,表现出与情绪加工的分离;而当情绪面孔作为靶子时,与中性面孔相比,情绪面孔引发的返回抑制量显著较小。该研究表明,在定位任务中,返回抑制不受线索生物性的影响,但是会受到靶子性质的影响,反映出机体在不同条件下对空间注意和情绪加工的灵活性。     

补偿他人还是保护自己?内疚与羞耻情绪对合作行为的影响差异

作为两种常见且易被混淆的自我意识情绪, 诸多研究者对内疚和羞耻的产生前因及影响后效进行研究, 尤其是近年来的研究逐渐关注两者对合作行为的影响。我们通过对已有研究进行梳理发现, 内疚和羞耻对合作行为的影响及其机制存在差异, 内疚的影响更为稳定及具有普适性, 羞耻的影响具有复杂性和多样性, 更容易受到其他因素的影响。内疚和羞耻对合作行为的不同影响可从动机机制和调节机制两方面进行解释。首先, 动机机制包括内疚对他人的补偿、修复动机以及羞耻对自我的保护、修复动机。内疚对他人的补偿、修复动机主要体现在维护社会互动中的公平; 弥补对他人造成的伤害, 降低自己和他人的痛苦; 修复人际关系, 重新获得他人或自己的接纳与认同。羞耻对自我的保护、修复动机主要体现在释放消极的情绪状态; 维护积极的自我形象和声誉, 修复自我; 保护自我, 防止后续伤害及不良后果。总体而言, 内疚者关注过失行为及后果, 侧重于对受害他人的补偿或对与他人关系的修复, 而羞耻者关注整体自我的受损, 侧重于对自我的保护和对自己社会形象的修复, 基于此, 我们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构建了内疚与羞耻影响合作行为的动机机制对比模型图。其次, 调节机制涉及到个体因素和情境因素的调节作用, 其中个体因素包括认知因素、社会价值取向、自我控制能力、情绪特质和情绪状态, 情境因素包括暴露情境和掩蔽情境、实验情境和日常情境、相关情境和不相关情境。具体而言, 内疚对合作行为的影响的较少受情境的限制, 而羞耻受情境因素限制较多, 在暴露情境、相关情境中更能促进合作行为的产生, 而在掩蔽情境、不相关情境中, 羞耻较难影响个体的合作抉择, 且无论是实验室情境还是日常情境, 内疚似乎都比羞耻更易影响合作。最后, 鉴于内疚与羞耻的诱发和测量方法的有效性仍需检验, 两种情绪对合作行为影响的过程机制和生理机制仍不明晰, 个体因素影响的研究尚不充足以及跨文化研究较为缺乏, 未来研究可以从内疚和羞耻诱发与测量方法的有效性, 情绪作用发生的内在过程和生理机制, 情绪影响的个体和文化差异这几方面进行扩展和深挖。     

双语者代码切换的认知与神经机制——从行为研究到脑成像研究

双语者代码切换的机制已引起心理语言学家和认知神经科学家的广泛关注。研究分别在行为层面和神经机制层面展开。发现,双语者在进行代码切换时会出现切换代价,切换代价来源于心理词典外部的语言任务图式之间的竞争,其机制可能与中央执行控制机制有密切联系,左侧额下回、双侧缘上回和背外侧前额叶等脑区参与了双语者的代码切换过程。文章还分析了在这一领域仍待研究的一些问题,并提出了进一步开展双语代码切换研究的建议。     

人们何以能够“舍生取义”?基于保护性价值观认知神经机制的解释

保护性价值观是一种拒绝与其他任何价值相互交易, 尤其拒绝与经济价值进行交易的观念。近些年来的认知神经科学研究证据表明, 人们之所以可以为了坚守保护性价值观, 表现出“舍生取义”的行为(如对抗利益诱惑甚至放弃生命), 一方面在于保护性价值观是以一种道义主义的绝对规则方式进行表征和建构的, 这使得人们较少进行利弊权衡; 另一方面, 由于保护性价值观与自我和道德认同过程紧密相关, 使得其被主观赋予了最高价值。未来研究中, 可以在借鉴保护性价值观的研究范式基础上, 开展对中国人核心价值观的实证研究探讨, 关注其文化差异问题, 并进行正确价值观的干预和正确引导的应用实践研究。     

组织社会化视角下员工组织公民行为动态变化趋势及其形成机制

日益复杂多变的市场竞争环境对组织的灵活性和适应性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员工的组织公民行为在这一背景下显得尤为重要, 因它能有效提高组织在不确定环境下的生存能力和核心竞争力、提升组织的绩效水平。虽然已有大量研究关注员工的组织公民行为, 但研究者多采用相对静态的研究范式, 而忽视了组织公民行为的长期动态变化趋势。基于组织社会化视角, 本研究重点关注新员工和工作变更员工组织公民行为的长期动态变化趋势、探索影响组织公民行为动态变化趋势的内在机制和边界条件, 以期为培养和激发员工持续性高水平的组织公民行为提供可参考的理论依据。     

阅读障碍儿童的形音捆绑缺陷及其脑神经机制

形音捆绑缺陷研究是国内外阅读障碍研究领域的一个新方向。本文阐述了形音捆绑加工的理论与定义,综述了国内外研究者经常采用的三种形音捆绑的研究范式:配对联想学习、变化检测范式和线索回忆任务,介绍并分析了各研究范式的优缺点、适用范围及主要研究发现。同时,综述与评价了国内外有关阅读障碍形音捆绑缺陷的脑机制研究的主要结论及不足。最后,本文讨论了现有研究在实验设计和理论上的贡献与不足,提出了今后的研究方向和改进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