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沙盘游戏"的理论分析及其在幼儿教育中的应用研究

受荣格积极想象技术及其理论的启发 ,吸收了威尔斯 (H .G .Wells)、玛格丽特·洛温菲尔德 (MargaretLowenfeld)等人有关儿童游戏理论与操作之精要 ,多拉·卡尔夫 (DoraKallf)在 2 0世纪 6 0年代初创设了“沙盘游戏”理论。沙盘游戏作为一种有效而独特的挖掘人类潜意识的技术 ,在国外的发展非常成熟 ,应用十分广泛 ;而国内缺乏对该理论的引介与探讨 ,我们结合正在广州育才幼儿园所做的个案研究 ,概要介绍沙盘游戏的理论与操作 ,进而探索“沙盘游戏”在幼儿园教育实践中的具体应用。     

图形推理任务中儿童策略获得的微观发展过程

运用微观发生学设计,对30名6岁儿童在矩阵填充任务中的策略获得过程进行了研究。结果发现:从策略获得的来源看,实验处理(教育干预)是图形推理策略获得的重要来源;从策略获得的个体差异看,儿童遵循的是学习领会或半学习领会的策略获得发展方式;从策略获得的路径看,快速组儿童在达到策略获得标准后正确率不高,而标准组和延迟组则能保持较高的正确率;从策略获得的速率看,在实验前3个阶段正确率有快速的变化,而到后期则保持正确率稳定不变。     

图形识别中学习和再认取样的时间进程及其策略

本研究探讨图形识别学习和再认中取样的时间进程及其策略。被试为24名大学生,刺激材料为20个不规则无意义几何图形,以EyelinkII型眼动仪为主要实验设备。结果发现：显示方式和反馈条件显著影响图形再认期间的取样时间进程;图形学习时和再认时取样首视点的时间和空间方位具有显著相关,具有时空的一致性;反馈条件对取样策略调整主要体现在增加取样点数目、固定中等取样路径、增加取样点时间和减少取样辅助操作等方面;即时反馈提示显著影响再认时的取样,但是对学习时的取样影响不显著     

早期儿童关于图画与其所指物间关系的理解--利用两可图进行的考察

先前的研究表明,在3岁或更早儿童的观念中,二维图画与其所指物之间的关系是严格的一一对应的。本实验采用两可图对这一推断进行了检验,结果进一步证实了这一推断。实验还表明,儿童对二维图画的多重解释能力并不意味着一般意义上的心理理论的获得。数据显示,总体而言儿童对两可图的多重解释能力的形成时间稍早于完成错误信念任务能力的形成时间,但是尚不能确定两者之问是否有承继关系。     

知觉信息先期呈现下两可图的命名和相似判断

在实物图片或轮廓图先期呈现的条件下研究了6岁、9岁、12岁及成人被试对两可图形的命名或相似判断。结果表明：（1）命名项目或相似判断与线索项目有关时,各年龄被试对判断项的命名或相似判断均表现出与线索项目一致的倾向。（2）轮廓图作为线索项目时．命名或相似判断反应时较长;实物作为线索项目时,命名或相似判断反应时较短。无关项目作为为线索项目时．被试命名或相似判断的反应时居中;命名项目或相似判断项目均与线索项目一致时反应时较短;命名项目或相似判断项目均与线索项目不一致时反应时延长。（3）被试命名或相似判断的反应时随其年龄的增长而下降,6岁和9岁儿童的反应时较长;12岁儿童的反应时较短;成人的反应时最短。     

不同推理水平儿童在图形推理任务中的眼动研究

以矩阵填充任务为材料,以眼动仪为研究工具,以3~6年级学生为被试,探讨图形推理中儿童推理过程的特征和策略使用的差异,以及推理能力高低组儿童完成图形推理任务的眼动模式差异.在本实验条件下,得出以下结论:(1)8岁以上儿童已经具备解决矩阵填充任务的逻辑思维能力,但高低水平组儿童在解决任务的能力水平上存在差异,高水平儿童的反应时较快、正确率较高;(2)在儿童推理的过程中,不同维度对推理过程的影响存在一定的层次:对形状、颜色维度的识别最容易,对大小维度的识别次之,对方向维度的识别最难;(3)高低水平组儿童获得策略的时间进程不同,差异主要产生在推理开始后的5~11秒这个阶段,在这一阶段中,高水平组儿童对方向这一较难维度的识别和正确答案的识别都快于低水平组儿童,体现了高水平组儿童更强的信息加工能力.     

信息表征形式对解决贝叶斯推理问题的影响

通过三个实验分别考察问题形式（一步问题,两步问题）、信息结构（分割结构,未分割结构）和辅助图形表征（条形图、饼图、结构图）对解决贝叶斯推理问题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1)一步问题形式有时优于两步问题形式;(2)频率格式提问有时优于几率格式提问;(3)分割的信息结构明显优于未分割的信息结构;(4)与条形图和饼图形式的图形辅助表征相比,结构图形式的图形辅助表征显著提高了被试解决贝叶斯推理问题的成绩。     

新发现西周筮数的研究

长安西仁村西周时期陶拍上的数字卦是西周存在《周易》经文的证明。西仁村采集:2上的数字卦由纵线顺箭头方向环读,共有四组筮数,转化为《周易》卦爻,依次为师、比、小畜、履四卦。而采集:1上亦纵刻筮数两行,转化为《周易》卦爻,自右迄左依次为既济、未济二卦。由师至履、既济至未济两处局部卦序,不难推想当时所用《周易》的卦序大同于今传本卦序,而且可以看出当时已存在六十四卦“非覆即变”错综关系的概念。文章还分别对陕西扶风齐家村出土的一片有字卜骨上的文字与筮数、对北京房山镇江营出土的一片卜骨上的筮数进行了识读,并对它们所采用的揲蓍法进行了推测。在对房山镇江营卜骨进行识读后,还通过对镇江营和周原西周甲骨文字刻写特点的比较,否定了字迹刻写微小者出现早、疏大者出现晚的说法,同时又指出,镇江营与周原西周甲骨文字刻写特点的相似是西周与诸侯国燕在文化上密切相关的明显证据。     

儿童、中青年及老年人心理旋转能力的比较研究

采用12套不同视觉形状图形,探讨了儿童(7—9岁,均龄8岁)、中青年(23—47岁,均龄31．3岁)及老年人(61—79岁,均龄65．6岁)的心理旋转能力。结果表明不同年龄段被试的心理旋转能力存在明显差异。无论是对图形方位匹配判断的准确性还是完成判断任务的速度,中青年组被试的成绩均明显优于其他两组被试。儿童组被试在完成判断的速度上明显优于老年组,但在准确性方面两者不存在明显差异。各个年龄组的成绩均不存在性别差异。     

Peak velocity as a cue in audiovisual synchrony perception of rhythmic stimuli

This study investigated audiovisual synchrony perception in a rhythmic context, where the sound was not consequent upon the observed movement. Participants judged synchrony between a bouncing point-light figure and an auditory rhythm in two experiments. Two questions were of interest: (1) whether the reference in the visual movement, with which the auditory beat should coincide, relies on a position or a velocity cue; (2) whether the figure form and motion profile affect synchrony perception. Experiment 1 required synchrony judgment with regard to the same (lowest) position of the movement in four visual conditions: two figure forms (human or non-human) combined with two motion profiles (human or ball trajectory). Whereas figure form did not affect synchrony perception, the point of subjective simultaneity differed between the two motions, suggesting that participants adopted the peak velocity in each downward trajectory as their visual reference. Experiment 2 further demonstrated that, when judgment was required with regard to the highest position, the maximal synchrony response was considerably low for ball motion, which lacked a peak velocity in the upward trajectory. The finding of peak velocity as a cue parallels results of visuomotor synchronization tasks employing biological stimuli, suggesting that synchrony judgment with rhythmic motions relies on the perceived visual bea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