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卫生”的定义分析及其伦理内涵

在新冠疫情肆虐全球,人类面对的疾病威胁日趋严重的背景之下,为应对由此产生的一系列问题,对公共卫生伦理学的探讨变得愈加必要。但如何定义“公共卫生”尚存在较多争议。旨在阐述对“公共卫生”的宽泛定义及意义,并对宽泛定义“公共卫生”所招致的三种主要批判进行分析与回应,进一步挖掘其伦理内涵与现实意义。同时也提出了对“公共卫生”持宽泛界定时值得注意并需要在未来努力解决的问题,为后疫情时代的公共治理提供有益参考。

     

患者就医伦理责任认知问卷的编制与信效度检验分析

采用文献分析法,结合专家咨询,对患者就医伦理责任进行概念与范畴界定,拟定问卷条目。采用随机抽样调查法对南通市某三级甲等医院的患者进行问卷调查。问卷可划分为责任范畴认知、责任态度信念两个维度,共计18道条目,累计方差贡献率为82.434%。项目分析中各分析项均呈现出显著性差异（P＜0.05）。问卷总体的Cronbach's α系数为0.979,内容效度为0.910,在结构效度分析中,问卷因子分析KMO值为0.971,聚敛效度和区分效度皆达到标准。本问卷具有良好的信效度,可为日后进一步的研究分析提供科学可靠的依据。

     

原则主义的理论进路、伦理争论及其启示

原则主义作为全球生命伦理学最有影响力的理论进路,是对生命伦理学作为一门学科问题的回答,也是经典哲学理论在该领域中脆弱性的必然结果。然而,自产生伊始,原则主义就深陷批评和质疑的漩涡之中,包含原则一致性、常识道德问题、道德地位和方法论等。对这些争论的回应和批评性意见的包容、选择性吸纳,使原则主义释放出强大的理论生命力。原则主义本质上是对于生命伦理学的思考,对于我们参与全球生命伦理学发展提供中国话语给予深刻启示。

     

免除伦理审查制度及其应用实践建议

2023年发布的《涉及人的生命科学和医学研究伦理审查办法》（以下简称《办法》）首次设立了免除伦理审查制度。该制度设计旨在提升伦理审查效率,但也面临一系列的应用实践挑战。从澄清免除伦理审查的概念入手,简要分析免除伦理审查制度设计的初衷和必要性,同时,以美国为例,介绍了免除伦理审查制度的国际进展以及既往实践的经验教训。最后,针对《办法》提出的免除伦理审查相关要求的重点和难点进行了探讨,并就免除伦理审查的决定主体、标准操作程序,以及免除伦理审查的研究的跟踪审查等应用实践细节提出初步建议。

     

医保DIP改革与医疗服务供给的伦理思考：冲突与对策

区域点数法总额预算下的按病种分值支付（diagnosis-intervention packet,DIP）是当前国内医保支付方式改革的最大热点,但尚需完善。对医疗服务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主要目标进行了梳理,以此为基础对DIP改革的潜在伦理问题进行了分析,认为DIP多劳多得的激励机制不利于机构间协作,控费导向支付机制不利于服务行为规范,等级系数设置和低费用偏好机制不利于机构服务能力提升。从制定连续服务支付策略、提高病种分组精细程度、统一各类医保支付政策及构建能力导向支付机制等方面提出了DIP改革的优化策略。

     

公共卫生监测中的伦理原则及标准

从理论上概述了各时期监测定义的演变以及相关伦理辩论,列举了公共卫生监测所引发的普遍的伦理问题及适用的主要伦理原则,揭示了临床医学和公共卫生中伦理问题的不同。人权是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的共同基础,因此,也可能是临床伦理和公共卫生伦理的共同基础。最后,依据《世界卫生组织关于公共卫生监测中伦理问题的指南》及其他文献列出多种公共卫生伦理标准,试图在实际工作中帮助评估公共卫生监测方案在伦理上的可接受性。     

医学人工智能应用若干问题的哲学思考

人工智能在医学领域应用已触及众多方向,从医学影像、病理诊断、精神卫生,到康复医疗、居家健康支持等都有所进展,也引发了广泛的哲学及伦理思考。在医学哲学视角下,探讨人工智能机器道德主体地位争议、机器使用所产生的多重关系的界定,以及人工智能技术价值判断及信任考量、数据获得性及隐私保护现状。进一步指出在充满不确定性的应用场景下,人工智能可能引起的不公平、歧视与风险责任,呼吁建立与技术深度融合的人工智能伦理审查和协同治理机制。     

负责任的研究与创新视角下的医学研究伦理责任探究

近年来,“负责任的研究与创新”(responsible research and innovation,RRI)成为科技伦理和科技政策研究的风行概念。把RRI理念引入到医学科研治理实践,提出要扩展伦理责任范围,强化社会责任担当,把预测、评估、伦理反思纳入到医学科研的全过程,建立科研信息和公众意见之间的双向反馈和动态响应机制,加强政策和决策过程的公开透明和社会参与性,促进医学研究者与社会公众间伙伴关系的形成,包容性的协商过程实现协作共赢。     

70岁高龄男性助孕引发的问题及伦理思考

报道了1例70岁高龄男性的助孕情况,探讨了高龄男性生育现状、高龄男性助孕存在的问题以及助孕易于引发的伦理问题。意在提醒生殖中心工作人员在接诊高龄男性患者助孕时,既要尊重其与配偶的生育权,又要充分告知高龄男性生育给自身、配偶及后代带来的风险。助孕前应加强医患沟通,遵循有利于患者原则、知情同意原则、有利于后代原则,同时接受伦理委员会的监督,严防技术滥用,适时劝导高龄男性患者放弃助孕治疗。     

疫病态势下国家健康权力行使的伦理规制

国家健康权力是由国家行使的专为对社会民众或其他主体的健康权利进行权衡、协调和确认之力。它包括健康定义权、健康立法权、健康资源配置调节权等权能。国家通过权力认可健康概念、制定健康法律法规、协调健康人力和物力资源。在疫病态势下,国家健康权力在疫病防控、人员物资调配、疾病检测、疾病治疗等方面起着关键作用。在健康权力行使过程中,既受医学伦理原则的制约,又赋予"生命神圣"、自主、行善、不伤害、公正原则以新的涵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