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亲婴儿”培育技术的伦理辩护及反思

“三亲婴儿”培育技术是首次在辅助生殖领域对生殖细胞进行干预的技术, 引起了极大的伦理争议, 如冲击传统伦理、亵渎人的尊严、潜在技术风险、促使道德滑坡。从冲击传统伦理的技术未必不道德, 人的尊严只有在社会关系中才能获得, 未知的未来不能成为抑制当代技术的理由等维度对“三亲婴儿”培育技术进行伦理辩护, 并从“三亲胚胎”的地位、线粒体替代技术的安全性、我国对“三亲婴儿”培育技术的态度三个方面对“三亲婴儿”培育技术的发展进行反思。     

患者决策能力与风险相关标准

患者决策能力对于患者享有临床知情同意权具有重要意义。风险相关标准主张决策所需的能力水平应该根据决策的结果来调整,单一的决策能力标准是不够的。决策结果带来的风险越大,能力水平要求越高,反之则可以要求较低的能力水平。该主张的伦理本质是不合理家长主义,并且,它意味着对同一决策任务,个体可能只有同意的能力而没有拒绝的能力,因而在经验上也站不住脚。患者决策能力标准仅应根据决策本身的复杂性和难易程度视该决策特性来决定,而独立于患者实际决策结果。     

辅助生殖技术随访工作中的伦理原则探讨

随着人类辅助生殖技术 (assisted reproductive technology, ART) 的发展, 术后进行的定期随访工作在ART中的伦理学问题不断凸显, 有必要对其重视及规范。从伦理原则角度探讨了ART随访工作中存在的诸多伦理学问题, 即个人隐私权保护的缺失、知情同意的形式化、医源性多胎的伦理困境等。保密互盲、知情同意、保护患者、保护后代等伦理原则监督和规范ART近期及远期随访工作, 对于引导人类辅助生殖技术健康发展, 具有重大现实意义。     

从伦理辩护到国家权力、个人权利界限的划定——公共卫生领域特殊伦理冲突的和解之道

在流行病防控等公共卫生工作中,为了维护公共健康不得不侵犯传染病患者的个人权利,这是公共卫生领域不同于临床医学的特殊伦理冲突。虽然有学者分别依据“效果论”、“差异原则”和“公共善优先”为公共健康的优先性进行了辩护,但都不能与医学伦理学的个体论视角相融洽。实际上,固守单一的理论视角是伦理冲突和解的最大障碍,只有改变单一视角,才能开启理论的兼容性。伦理辩护必须转化为实践智慧,即必须在公共卫生实践中实现国家权力与个人权利的有序协调,使国家权力和个人权利坚守各自的界限。     

道德领导与员工建言：一个调节-中介模型的构建与检验

近年来, 研究者就如何激发员工公开讲出自己的观点、意见和问题进行了大量的探索。其中, 道德领导对员工建言的效应受到了越来越多研究的关注。在以往研究的基础上, 本研究构建了一个调节-中介模型以探讨道德领导影响员工建言的中介心理机制及其边界条件。根据社会交换理论和社会信息加工理论, 本文分别提出两种不同的中介变量-- 责任知觉和心理安全感-- 来解释道德领导与员工建言之间的关系。在此基础上, 本研究进一步假设权力距离会正向调节变量之间的间接关系。通过对某一零售企业239名员工的两阶段调查, 我们对以上研究假设进行了检验, 结果总体上支持了本研究的理论预期。本研究的发现有利于我们了解道德领导影响建言行为的心理机制, 指导管理者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 以期有效地管理企业中的员工建言行为。     

贪婪:态度、动机与决策机制

贪婪是人性的重要特点之一,也是哲学、经济学等领域经常讨论的话题.本文首先梳理了贪婪的概念,并将问题聚焦在对于物质的贪婪上.然后总结了贪婪的特点,并提出贪婪的定义.接着阐述了情境因素如何影响个体对贪婪的态度,以及贪婪动机如何影响自利行为.贪婪决策是个体决定是否做出贪婪行为的心理过程,受到自我意识和情绪的影响.贪婪决策过程模型整合了控制性、自动化两类加工方式,阐释了自利倾向与道德自觉相互作用的机制.本文对以上内容逐次进行讨论,并提出了未来研究的方向.     

道德推理与道德行为关系的元分析

目前道德心理学中存在对道德推理作用的质疑, 这一质疑源自哲学领域的著名争论。从经典道德心理学理论来说, 道德推理应该是道德行为的重要决定因素, 但新近的观点则否定这一重要作用。本研究采用元分析技术探讨道德推理与道德行为的关系。通过文献搜索与检查, 获得了50项研究和83个独立效应量, 共包含16738名被试。检验表明发表偏差不会影响元分析的结果, 选择随机效应模型是准确的。通过随机效应模型的元分析表明, 道德推理与道德的行为有显著的正相关, 与不道德的行为有显著的负相关。调节效应分析表明, 道德推理测量工具的类型会影响道德推理与道德行为的关系, 被试年龄阶段会影响道德推理与不道德行为的关系。这些结果肯定了道德推理的作用, 也强调了研究过程中要关注测量工具的类型, 指出了需要开发更全面的道德推理测量工具。     

医疗机器人的伦理风险与治理探析——基于“医−患−机”分析框架

基于“医−患−机”分析框架,医疗机器人的不断发展面临主体资质复杂、责任认定困难等责任伦理风险,医患关系重构、医患信任危机等医患伦理风险,数据质量与数据隐私等数据伦理风险,算法安全与算法偏见等算法伦理风险以及医疗资源分配正义风险。医疗机器人的伦理治理要以医学伦理和机器人伦理准则为依据,建立多元伦理治理体制,推动学术共同体的构建,探索自愿型、调节型与管制型等伦理治理工具的组合运用,加快医疗机器人伦理治理的法治化发展。

     

Exposure to Unethical Career Events: Effects on Decision Making,Climate, and Socialization

An implicit goal of many interventions intended to enhance integrity is to minimize peoples' exposure to unethical events. The intent of the present effort was to examine if exposure to unethical practices in the course of one's work is related to ethical decision making. Accordingly, 248 doctoral students in the biological, health, and social sciences were asked to complete a field appropriate measure of ethical decision making. In addition, they were asked to complete measures examining the perceived acceptability of unethical events and a measure examining perceptions of ethical climate. When these criterion measures were correlated with a measure examining the frequency with which they had been exposed to unethical events in their day-to-day work, it was found that event exposure was strongly related to ethical decision making but less strongly related to climate perceptions and perceptions of event acceptability. However, these relationships were moderated by level of experience. The implications of these findings for practices intended to improve ethics are discuss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