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低幸福感人群的负情绪特点：生理和表情的依据

为了检测高、低幸福感人群的负情绪反应诸多特点, 研究在实验室诱发厌恶情绪, 以比较高、低幸福组在情绪主观报告、生理、表情、恢复力及调节策略等方面的差异。组间比较结果显示：(1)负情绪情境下, 低幸福组生理唤醒(HR和GSR)较强, 有较多表情抑制; 高幸福组有更多表情行为, 恢复较快; (2)高幸福组有较强的认知再评习惯。研究提示, 逆境中, 高幸福感人群将有较强的情绪表达与恢复力, 低幸福感人群则保留较强的情绪生理动力。     

父母行为控制、心理控制与青少年早期攻击和社会退缩的关系

考察父母行为和心理控制与青少年早期攻击和社会退缩有无特异性联系、是否存在非线性关系、是否以情绪调节策略(认知重评和表达抑制)作为中介。694名青少年(平均年龄13.67岁)完成了父母控制问卷、情绪调节量表、青少年攻击以及社会退缩量表。结果表明:(1)行为控制和心理控制均与两类结果有关,未表现出"一对一"的特异性联系;(2)行为控制与两类结果呈倒U型曲线关系,心理控制与两类结果呈线性关系;(3)认知重评在心理控制与攻击之间具有部分中介作用,表达抑制在心理控制与社会退缩之间具有部分中介作用。     

共情的毕生发展:一个双过程的视角

共情中包含情绪和认知两种加工过程,二者有着不同的发展轨迹和机制。其中情绪共情是一种与生俱来的能力,从婴儿期直到成年期呈现下降趋势,到老年阶段有所上升,呈现出U形发展轨迹。其发展可能是由于镜像神经元储存的共享表征日益丰富和精细。认知共情发展相对较晚,从出生直到成年期呈现上升趋势,在老年阶段逐渐下降,呈现倒U形的发展轨迹。其发展是随着颞顶联合区和前额叶皮层成熟、个体区分自我他人和抑制自我中心能力增强而逐渐发展的。只有分别考察两个成分的发展才能了解共情发展的本质和机制。     

情绪对项目记忆和来源记忆的影响

最近几十年以来, 情绪对记忆的影响越来越受到认知心理学家的关注。本文总结了我在中科院心理研究所师从傅小兰研究员攻读博士学位期间所开展的主要研究工作。我的研究以中文词语为学习材料, 分别考察了在编码过程中和编码结束后诱发情绪对项目记忆和来源记忆的影响。当情绪在编码阶段被诱发, 主要的研究发现如下：1)负性情绪增强自由回忆, 但正性情绪只呈现出增强自由回忆的趋势。2)负性情绪降低总体再认记忆, 但正性情绪对总体再认记忆没有影响。此外, 正性和负性情绪均不影响“记得”反应的正确率; 然而, 负性情绪降低了“知道”反应的正确率, 正性情绪对“知道”反应的正确率没有影响。3)正性和负性情绪均对来源记忆(即对词语字体颜色的记忆)没有影响。当情绪在编码结束后被诱发, 主要的研究发现如下：1)对女性被试而言, 负性情绪增强了项目记忆的巩固, 然而, 对男性被试而言, 正性和负性情绪均不影响项目记忆的巩固。2)无论对男性还是女性被试, 正性和负性情绪对来源记忆的巩固均没有影响。本研究的上述发现对建立情绪和记忆的关系具有理论意义, 对如何在教学情境中如何利用情绪诱发促进学生的记忆巩固也具有现实指导意义。     

共情的神经生物基础

共情指个体感知或想象他人的情感, 并部分体验到他人感受的心理过程。共情包括情感共情和认知共情两个独立成分。情感共情的神经网络包括前脑岛(AI)、前扣带回(ACC)以及镜像神经系统(MNS), 认知共情的核心脑区是腹内侧前额叶(vmPFC)。共情的神经网络在个体发展中逐渐成熟并受到认知评价的调节。另外, 催产素和催产素受体基因多态性与共情密切联系。未来应该深入研究躯体感觉皮质在疼痛共情中的作用, 共情和亲身情感体验的神经网络的区别, 开展催产素改善共情缺陷个体的干预研究, 采用脑成像基因技术研究基因多态性与共情神经网络的关系以及提高共情研究范式的生态效度。     

老年人情绪记忆中的积极效应及其产生机制

有关情绪与记忆的研究发现, 老年人经常表现出积极效应, 即对积极刺激的记忆比对消极刺激的记忆更好。从动机层面来讲, 社会情绪选择理论认为老年人比年轻人更倾向于进行情绪调节。在记忆任务中, 这种情绪调节的动机使得老年人具有表现出积极效应的倾向, 但这种倾向只有在满足一定条件的情况下才能表现出来。情绪调节对记忆的影响可以通过注意选择、加工资源分配、情绪抑制、认知再评价等多种方式进行。未来研究需要进一步细分年龄段考察情绪的各维度如何影响老年人记忆的各个阶段。     

积极情绪加速心血管反应恢复的自主神经活动机制

通过对不同情绪唤醒状态下的心率变异性（HRV）和呼吸性窦性心率不齐（RSA）分析,探讨了积极情绪加速高唤醒消极情绪引起的心血管反应向基线恢复的自主神经活动机制。实验表明：与在观看高唤醒恐惧影片结束后观看悲伤影片和中性视频比较,观看高唤醒恐惧影片结束后观看快乐影片加速了高唤醒恐惧影片引起的心率、指脉等心血管反应向基线的恢复;与在观看高唤醒恐惧影片结束后观看悲伤视频和中性视频材料比较,观看高唤醒恐惧影片结束观看快乐影片后的恢复期,被试的迷走神经激活水平迅速增强,迷走神经激活水平甚至超过基线期。因此,积极情绪加速高唤醒消极情绪刺激引起的心血管反应向基线恢复,其自主神经活动机制是在积极情绪状态下个体有更强的迷走神经激活。     

大学生“知恩图报”的心理反应特点

以52名大学生为被试,在真实的游戏情境中设定施恩与受恩的情形,考察个体是否会“知恩图报”。结果发现：受恩的被试具有一定的感恩意识,但比较薄弱;感恩情绪总体上是一种积极的心理体验过程,并且随着报恩行为的发生,个体的这种正性情绪会相对增强;受恩被试具有明显的感恩回报行为,但回报值低于所接受的恩惠值。说明“知恩图报”是以保护自身利益为前提的有限回馈,其实质很可能是基于亏欠而产生的一种偿还义务。     

法律视野下的医药代表问题考量

医药代表本是医疗机构及医务人员与药品生产和经营企业之间的重要纽带,担当着传递研发信息,提供药品特点、禁忌等资讯,指导合理用药等重要职责。但从法律视角考量医药代表现状,我国医药代表领域却存在诸多的问题,有必要从建立监督管理机制、实行准入注册制度、明确职责、加强规范、完善法律法规等方面加以规制。     

Self-referential emotions

The aim of this paper is to examine a special subgroup of emotion: self-referential emotions such as shame, pride and guilt. Self-referential emotions are usually conceptualized as (i) essentially involving the subject herself and as (ii) having complex conditions such as the capacity to represent others’ thoughts. I will show that rather than depending on a fully fledged ‘theory of mind’ and an explicit language-based self-representation, (i) pre-forms of self-referential emotions appear at early developmental stages already exhibiting their characteristic structure of the intentional object of the emotion being identical with or intricately related to the subject experiencing the emotional state and that (ii) they precede and substantially contribute to the development of more complex representations and to the development of a self-concept, to social interaction and to ways of understanding of other mind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