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可论《易》--《易经》"佛经化"的一个实例

佛教自汉代传入中国后便不断地中国化,至宋明以后,中国化的佛教便完全成熟。作为成熟的中国化佛教的一个重要标志,便是佛教僧人将中国本土经典“佛经化”,以佛教的道理来诠释中国本土经典,形成了中国佛教思想史上的一个新运动,作为这一新运动的一个典型实例,晚明时期的高僧真可将《易经》“佛经化”,用佛理来诠释《易经》。通过这种诠释,真可不但从总的方面论述了《易经》中所蕴含的佛理,更是深入到《易经》六十四卦的具体卦例中去探索佛理,向人们昭示了《易经》的卦爻逻辑在表达佛理方面所具的特有功能,并使人们得以借助易理来通晓佛理。     

明清之际在华耶稣会士之《易》说

近代之前易学的某些内容就已传入西方世界,例如数学化的洛书图式即是其例。西方人真正对《易经》展开研究是在近代时期,开创者是明清之际来华的耶稣会士。随着《易经》的译介,易学作为西方汉学最初的课题确立起来,迄今已逾四百年历史。本文是对以利玛窦、白晋为代表的耶稣会士之《易》说而作的初步梳理。这种梳理带有哲学分析的性质,显示耶稣会士围绕太极之辨而突出的宗教性的哲学立场。耶稣会士一般推崇早期儒学及中国哲学原典,对理学和宋易则颇有批评,这就使他们卷入当时中西学界的复杂的学术纷争。对这场持续近二百年的学术论辩仍有待展开更为系统而深入的研究。     

考古发现与先秦易学

本文从考古发现的一些才料,考证了先秦易学的若干问题.认为,古贞与鼎同字,贞亦训“定”,鼎是“定命”的象征.殷墟卜辞“卜王”与《周易》卦辞中的“安贞”同义。卜辞中有“由王事”,即“从王事”。《周易》爻辞中有“从王事”.《周易》卦爻辞中屡言“我”,取象与“从王事”全同.卜辞中有神名“(虫虫)”,指太一神。包山楚简中有神名“二天子”,应是伏牺、神农。郭店楚简《成之闻之》中的“大帝”即为“易”.张家山汉简《盖庐》出现了“太极”的概念,是研究古代思想的珍贵资料。     

论《苏氏易传》的"卦合爻别"说

苏轼站在义理易的立场,从卦爻结构的角度直接阐明了其解易宗旨.他在解卦中多以"卦合而言之"、"爻别而观之"以启文端.这就是<苏氏易传>在解卦实践中提出的"卦合爻别"说.我们可以从苏轼易学的立场、苏轼对易学史上卦爻结构观的考察以及对"卦合爻别"方法的实际运用,来理解苏轼在卦爻结构观上的"卦合爻别"说.     

试论程颐对今本《周易》古经分篇的义理阐释

通行本<周易>古经分为上下两篇.对于其何以如此分篇,生当北宋的易学家程颐,在承继、整合<易传·序卦>和<易纬·乾凿度>等的观点的基础上,作<上下篇义>,明确提出以阴阳为基准分篇的原则,指明"阳盛者居上篇,阴盛者居下篇",并逐卦作了分析,丰富了人们在此领域的识见.     

读宋明理学随录易学札记

<易>为性命之源,深受理学家重视.性理以八卦取象存在"性理象",有:乾为性,震为性.乾为理,坤为理,巽为理.乾为神,为易.乾为命,巽为命.艮为止,又为性德.坎为志,又为心,又为智.以性理象对<小畜><大畜><无妄><益><困><坎><成><恒><艮><大壮>等卦的象辞分析,在阐释义理易学上别开一解.作者还讨论了程颢和朱熹对"易体"概念的不同观点.程颢哲学中有"易体"概念,朱熹哲学中不需要"易体"概念.     

论道德建设中的公正原则

在当前情况下 ,道德建设究竟应当从何处下手 ,这是一个人言人殊的课题。公正原则既可从观念上 ,也可以从制度结构上为新时期的道德建设提供一个适合的切入口 ,进而为整个社会道德提供一个新的生长点 ;同时 ,公正原则也为我们落实和理解“以德治国”提供了一个坚实可靠的基础。     

“《易林》几与《三百篇》并为四言诗矩矱”——钱钟书论《易林》述评

当代学人尊之“文化昆仑”的钱钟书先生,对汉代焦延寿《易林》给予诗学意义上的极高评价:称与《诗经》“并为四言诗之矩（?）”。《管锥编》立《焦氏易林》专题,论述《乾》、《坤》……《未济》等三十林,涉及林辞数百篇.先生慧眼独具,对所论及篇、句的文学价值,从“造境寓意”、“拟象变象”、“词令之妙”等方面作细致分析,纵横比较、中外沟通,使《易林》的文学意义凸显于两汉文学背景之上,亦为中国文学史之奇葩。但钱先生以“文本自足”观认为不必为《易林》姓焦姓崔“判儿猫之是非”,本文对此提出异议.     

《归藏》、《坤乾》源流考——兼论秦简《归藏》两种摘抄本的由来与命名

本文论证了晋代前《归藏》易之文从未面世,晋以降历代《归藏》的版本均出自汲冢书《易繇:阴阳卦》,还着重考证了春秋时宋《坤乾》与战国时《周礼》所称《归藏》的渊源关系,指出王家台15号秦墓出土的卦占书包含有甲、乙两种其底本不尽相同的、以卦占为主体的《归藏》摘抄本,当称为《归藏·64卦占》为宜。     

论“帝乙归妹”与商周联姻无关

本文对“商王帝乙嫁女于周文王”的说法提出质疑,认为《易经》的“帝乙归妹”与《诗经·大明》描写的周文王迎娶“大邦”之女一事无关,不宜将两者联系起来理解并据以说明其他历史问题。